文/壁言

支提山华严寺天冠菩萨

  欣闻韩国《茶的世界》发行人崔锡焕先生为元表法师传播支提茶至新罗国所撰《考察元表大师的茶脉》一文，读之深有感触。此文呈现了宁德支提山茶与韩国伽智山茶之间的渊源，成为中国茶文化与韩国对外交流的又一佐证。文中所提的一些地名及茶脉，犹如隐藏一个个探寻支提山、支提茶及后来发扬成天山茶的历史文化的密码。启发之下，提笔阐述元表法师与支提山，或能作为崔锡焕先生此文的补录侧记。

佛法从有文字考证之始，是在东汉明帝起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发展又大致分南北两路进展。北路经西域入中国，南路则在锡兰繁荣。由北路发展的佛教，使得中国与印度有着深深的紧密关系，而其中是以“西域”为媒介。所以，“西域”是十分重要的地域，之所以能起到“媒介”作用的缘由至少有两点依据，其一，地理相邻。在佛法传承到中国的交通中，西域是有文字可考发生佛法传承的地点。其二，西域与印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大月氏人侵入印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也就是说，西域与印度的关系是大月氏人产生的。那么，大月氏人，是哪些人呢？他们原本居住在“敦煌祁连间”，后被匈奴所破，一直迁往西北，直到“布哈尔”，南与新疆接壤。在生息修养之后，南下，占领了帕米尔高原及阿富汗，迁都至今天的北印度克什米尔。再之后，中国与月氏，有着“汉武帝使张骞往大夏”和“传译佛经”的脉络，也是介于如此的地理与历史关系。

大月氏人

 梁启超在考证西域的姓氏中认为，大月氏的“氏”，读为“支”，即月支。而崔锡焕先生《考察元表大师的茶脉》考证韩国宝林寺文中说，元表在月支国首创伽智山宝林寺。竟然留着“月支国”的地理位置，应是清晰地点出了历史传承的意蕴。当然，佛法由西域间接输入中国的这个“西域”之地，不仅有月支（月氏）人，还有以安为姓者的安息人，以康为姓者的康居人，以竺为姓者的天竺人。

回溯西域，这个对于唐代从高丽国（韩国）的元表法师最终来支提是一个地域的“交聚点”。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呢？我们看看《大藏经》卷三十《高僧传》中记载：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经西域礼圣迹，于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很明显，元表是经北路“西域”进入中国的。地方史料《支提寺志》进而记录说：元表法师，高丽僧也。则天朝居那罗岩，以榈木函盛《华严经》，朝夕奉诵。这就是说，元表法师是韩国人，他到西域朝拜时，遇到心王菩萨指引说：东震旦国（即中国）有山名为“支提”，已有天冠菩萨与其眷属一千人，常俱说法。元表从西域进入中国，经心王菩萨指点，直奔“支提”，仅从地理上说，就已经是可信的。

韩国茶道友人在支提华严寺供佛茶

西域旅途的艰辛，大抵从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考证得知。择其扼要，穿越西域，艰辛大致有三关：

第一关是流沙。法显高僧在他的《佛国记》中，真实记录下西域的这个地理灾害。“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慧立的《慈恩传》中说“四顾茫然，人马俱绝。”

第二关是度岭。“山路艰危，壁立千仞”。

第三关是过雪山。从历届西域求学的高僧记录中，指的是帕米尔东界的雪山。《佛国记》说，“山冬夏积雪……大寒暴起，人皆噤战。”

我们认为，元表在西域“转折”入支提山，更多的原因是孜孜不倦的求学之旨。因为有一点我们不可忽略，那就是元表《华严经》的背负。或者，我们这样下断言，唐则天朝（684~704）元表背负《华严经》来寻支提寺，目的为礼拜天冠菩萨，参学更高的《华严经》佛法教意。

在崔锡焕先生 “考察”一文中，也得出元表法师回到韩国，并带去中国支提山茶的事实。

　　在元表传归《华严经》以及影响他最终去向的轨迹中，不能不提到佛教史上的“会昌法难”。《大藏经》载，“于时会昌搜毁，表收经以华闾木函盛，深藏石室中。”这里提到的“会昌”，则指会昌法难。

会昌法难。指唐武宗会昌年中所引起的废佛事件。唐武宗李炎素信道教，即帝位后，于会昌五年下诏强制僧尼还俗务农，又大毁天下佛寺，其钟、磬、铜像等皆铸铜钱。六年三月帝因病崩，宣宗即位，大中元年（847）三月，复天下之佛寺。世称武宗毁释为会昌法难。

通过查找佛教史料，我们揣测：由于会昌法难事件的发生，元表不得不背负《华严经》，逃命到霍童支提山，栖身洞穴，藏经石窟。据《支提寺图志》点校者认为，经书传世有两种说法：一是保福寺慧泽禅师素闻往事，率信士迎《华严经》于甘露寺都尉院；一是传说，有樵夫偶然发现石窟藏经，“闻岩中梵音清澈”，遂告元白法师。元白法师因此前往查看，与同去的高僧慧平、慧泽迎经回甘露寺供养，纸墨如新，而后进献吴越王钱俶。吴越王钱俶宣问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了悟禅师回禀说：“臣少游闽至第一洞天，父老相传有菩萨止住，时现天灯照耀，宝磬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也。”由此看来，第一洞天支提山史有天冠说法道场之称。而后，了悟禅师南下霍童，夜听支提山中钟声梵音，寻声而去，至大童峰畔迷路，忽来白猿引路前导，看众林“化林为寺”。次日，却只闻潭水深深，不见昨日殿宇。了悟禅师实为骇异，还报吴越王，吴越王大惊，遂委命了悟就地开山建寺，前“华严”，后“华藏”。华藏寺初名“华严寺”，因《华严经》而得名，了悟禅师也因此成为开山祖师。

《支提行》有诗颂：方广华严千载述，那罗仿佛化成林，贝叶函中看佛日，佛日无尽山无穷。不论元表法师最终回归何处，而今在韩国的教科书中，在霍童支提山，都依然记载着这位跨国参学为大方世界证法的，历经磨难的高僧——元表法师。

宋代号称“天下第一山”支提寺建立后，产制的“支提茶”，成为了后来“天山茶”的前身。从中可以梳理出支提茶的历史脉络。

商周时期，丹丘子、霍桐真人曾在天山茶区一带修炼，以茶为保健。

东汉末年，江苏句容的道人左慈选择霍童山修炼，这在《支提山图志》中描述归结为“较为便捷”，那是因为其交通是通过水路到达的。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左慈的门生，后来鼎鼎有名的内丹派创始者之一的葛玄追随而来。

葛玄来后，引来他的门生——能“内见五脏”的郑思远等人。此后，诸多道家诸伯玉、司马承祯等前来。也正因为司马承祯来过，所以他受皇帝之命册封天下名山时，就有把霍童山列为“天下第一山”的辉煌之举。

明万历《宁德县志》直接说，“茶——西路各乡多有，支提尤佳。”明广西布政使、长乐人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写道：“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进一步证实了支提茶的质地。

元表来支提山时，至少比唐乾元二年早。那么，在乾元二年前后的支提茶，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们在上述明谢肇淛记录历史中，试图从家谱传承中追溯而上。唐广明元年（880）时，入闽的周姓中原人有一支进入了宁德天山山脉的洋中一带，他们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那里早有产茶制茶的技艺。为此，唐陆羽《茶经》就有称为上品的“光州茶”的记载。

更有辉煌记录的要指“蜡面贡茶”，这也是发生在唐时。《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福州贡蜡面贡茶。盖建安末产以前也，今古田、长溪县近建宁界亦能采造。”长溪，指的是今天的宁德。

姑娘坪野生大茶树

即便到了唐末，《福建名茶·天山绿茶》记载：“在唐朝（907前后），中天山一带便有种茶……”是因为，天山山脉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都较为独特。当然，后来宁德县茶业局郑康麟、吴洪新、宋岸伟和陈言概等在虎贝姑娘坪一带发现了野生大茶树。后又发现若干野生茶树群落，其中最大的遗桩主干直径53厘米，重长后主枝高达5一10米高，成为福建现存野生茶最多的茶区。

   那么，如此多的证据下，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支提茶发生发展的背景下，加以其为佛家高僧，无论是他的修炼，还是他的日常生活自然都离不开支提茶这一天赐的佳宝。有幸的是，崔锡焕到那罗岩寺院考察，发现了寺院《唐新罗国高僧元表大师行迹碑》上刻着“元表大师携带禅与茶回到新罗创立了名山迦智山寺”，并由此赞扬元表大师为“福建茶史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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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m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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