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一次到霍童，我都在想一个问题：霍童何为霍童？难道仅仅是因为唐玄宗所赐？后有友人玩笑云：每次到霍童都神清气爽，好像空气中都充满了伟哥因子。于是，心有灵犀，我的脑海中便跳出这样一串句子——

霍然之间，返老还童，所以霍童。

或许，这是对霍童之所以霍童的最理想的解释了：这方洞天，曾经炼丹得道，以求返老返童，永生不老。

在水一方，那是一方怎样的洞天呢？

小 桂 林

睡 美 人

1500多年前，一个神秘的大道士在他的笔记《华阳陶隐居内传》里的记载了千辛万苦第一次到达霍童的情形：“霍山连略当六七百里，隐隐如阵云。岩崿惊拔，特异他处。先生足蹑真境心注玄关，大有灵应感对，事秘不书”。 意思是说：他被霍山的美景震撼了，只见霍山连绵六七百里，烟涛阵阵，奇峰怪岩拔地。他被一种神秘的氛围包围着，他轻手轻脚地踏入了这片仙境，仿佛有心灵感应，深得其中奥妙。那是公元510年的霍童山了。

这个神秘的大道士叫陶弘景，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在南朝能量很大的人。他与梁武帝是老乡，都是江苏南京人。陶弘景前朝为官，后隐居茅山华阳洞。梁武帝当朝请他出山遭婉拒，遇朝廷有大事只好常写信与陶弘景商讨，陶弘景因此人称“山中宰相”。对梁武帝来说，身边有个道教领袖为他出谋划策，这无疑为新朝增添了神圣而神秘的色彩，对于安定人心大有好处。梁武帝因此在茅山上修建了三层楼道观，设华阳馆，陶弘景住在最上面，与物隔绝，潜心修道，弟子住在中间，宾客住在最下面。但梁武帝是个十分敏感的人，当他看到梁朝朝野上下受自己与陶弘景密切关系的诱导，而对茅山道法趋之若鹜时，自然会害怕陶弘景的名望超过自己。出于树立自己威望的需要，梁武帝舍道归佛的诏书便于公元504年4月8日下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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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心领神会——两个人的蜜月期结束了，君臣之间永远没有情义可言，自己已经隐居山中无意争春，却依然还是犯了威高盖主的大忌。梁武帝让陶弘景通过练丹去验证探索传说中的仙方，他更心领神会——梁武帝是让他踏上一条充满艰辛、风险、漫长的炉鼎炼丹实验之路，如果失败，那是用自己的宗教名誉下赌注，那年，他已虚岁五十，但他只能任命。陶弘景先后在华阳馆、积金岭两次炼丹试验均告失败，这令有巨大社会名声的陶弘景十尴尬，又不愿意冒尸解成仙之险。他认为炼丹失败是因为句容车水马龙，环境过于嘈杂。他从道教经典上得知，古代的神仙把炼制“九转神丹”真方传给了茅山上清派祖师爷太元真人茅盈，茅盈得道后便被封到“赤城玉洞之府”，而这个“赤城洞”就在晋安郡（今福州）的大霍山。于是，陶弘景便决定前往大霍山，或是想得到“九转神丹”真方。

遇见霍童

在霍童山炼丹旅行了二年时间，陶弘景独自享受着霍童化外山水“灵应感对，事秘不书”的静怡时光。但炼丹是件苦差事。 道教的基本教义以为世俗的文明秩序不尽合理，因而世人都需要寻求解脱成仙。成仙方法大致分外补、内练。外补的仙药如秦始皇、汉武帝派遣方士四处寻求，遂以失败告终。于是，到了西汉，方士们便研究出了一套自己造仙药的方法，练丹术由此诞生。陶弘景师法上清派，这一派偏重内练，一次炼丹活动约需100天。他在霍童两年有余时间，满打满算大概也只有二三次的炉鼎炼丹实验。闲暇的时光，或者炼丹累的时候，他爱茗天山山脉丹丘子的苦茶提神。他在《神异记》提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还在《杂录》中记载：“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

炼丹是十分耗财的事，丹炉所用燃料是谷糠。一次炼丹活动所需谷糠为1200斛（古时十斗为一斛）。按一斗重12.5斤，一斛125斤计，1200斛即为15万斤。如此大量的谷糠消耗，两年之后终于缺糠，无法炼丹，陶弘景便于公元513年从海路返回温州。他在温州还没呆多久，便被梁武帝萧衍派使者司徒慧明强行接回茅山。梁武帝不能允许这样有影响的宗教领袖脱离自己的控制。

陶弘景在霍童的两年时光，他是否练得“九转神丹”真方，我们无从知晓，但霍童已经在他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迹。在他编辑的道教经典《真浩》中，时常晃动着霍山神秘的山影，或记：罗江大霍山有洞台，那里生长着五色灵芝；或说：有仙人郭子华、张秀莲、赵叔达………过去住在武当山，今天来大霍山听司命君讲道；或云：霍山赤城是司命之府，是太元真人茅盈、南岳真人魏华存等道教泰斗级祖师爷住的地方。

何谓“司命之府”？司命是古代楚国主管人生死与生育的神柢。到了道教的神仙王国里，“司命之府”便演变成主管人变成仙的重要部门。意思是说，道士只有到霍童“司命之府”修炼过才可以得道成仙。陶弘景或许就是想在霍童“司命之府”修得神仙之体，清净之心，以脱此苦海，出世作逍遥游。

由此，我想到了那句话：霍然之间，返老还童，所以霍童。但一旦离开霍童，他就回到了尘世。认命的陶弘景在方外山林度过了一生80个年头的后44年。迫于梁武帝舍道归佛的压力，最后陶弘景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中国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间，永远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高级政治游戏。陶弘景一直想回避，不为臣，但最终还是要面对，无奈选择接受了这种游戏规则。他活到80岁高寿。

一个人的霍童，那是神仙的日子。回到众尘，那还是要面对，陶弘景其实也是凡人一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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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个将陶弘景召回的梁武帝，冥冥之中总和霍童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有个曾孙、梁简文帝萧岿，在梁灭亡后投奔北周，封为梁王，设都于江陵，生下了女儿萧氏——她便是后来隋炀帝的正配萧皇后。也就是这个隋炀帝，没有他的龙颜大怒，黄鞠也就不会一路南逃，更没有霍童后来的后来。

从公元513年陶弘景离开霍童起，整整过了100年，到公元613年的某日，隋朝西都长安的留守（一品大员，代替皇帝驻守）黄隆接到了御旨，隋炀帝要设宴召见他。他知道，这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的“鸿门宴”了。此时的隋炀帝不顾众臣的反对，依然执意要造龙舟下扬州看琼花，工程庞大。虽然民怨沸腾，但隋炀帝还是有足够的底气。对内，他改革官制、颁布《大业律》、迁都洛阳（称东都）、开创科举，尤其是开凿的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外，北灭异族，南占安南（越南）、东伐流求（今琉球），西征高句丽。“大隋盛世”令他空前地自信。在这种盛威之下，身为朝廷一品官的黄隆还携众子直言进谏，劝诫圣上，可见黄家人忠臣当得有多执拗。没过几天，黄隆便被召见参宴了。赴宴之前，他连夜把21个儿子叫到面前遵遵嘱咐：“皇帝这次召见我并非只是参宴那么简单，恐怕有加害的我意思，皇帝已经不是明君了，我怎么还可以去苦苦进谏呢？如果我九月九日未回，你们21个兄弟要立即带着我们黄氏子孙眷属分散逃离。”临别前，黄隆还交给21个孩子一首《认祖诗》：“骏马堂堂出异方， 任从随地立纲常。身居外境犹吾境，新建他乡即故乡。早晚莫忘父母命，晨昏须荐祖宗香。愿言托庇苍天福，三七男儿赐吉昌。”作为将来分散各地的儿孙后代会亲认祖的接头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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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农历九月九日，黄隆被敕死。

他的21个孩子便带着家眷各自逃难。其中，他的第十个孩子黄鞠，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官授谏议大夫，从四品。但官还没当一年，因为隋炀帝不喜欢有人提意见，就废了这个官职。公元613年，黄鞠听说家父遇难后，就携眷属五六十人离开河南光州固始，坐船出海逃往他姑丈的栖息地——福建闽中。

远古海进时期，霍童盆地是一个被海水淹没的“小天湖”，到隋代时，还是可以乘船经三都澳溯流直达霍童。黄鞠姑丈朱福原也是隋开皇高官，因不满时政，也于45岁时弃官（公元603年）。他知道八闽自古为蛮夷之地，足可避难躬耕训读，于是便和与兄弟一同携眷乘船入闽到霍童石桥繁衍生息。黄鞠出重金租了艘大船，雇了驾船的好把式，按照姑丈事先托人捎来的入闽“路线图”，一路南下经钱塘、苍南，当船航至三都澳海域时曾遇台风险遭不测。尔后，大船驶入折入七都浦源。黄鞠族人暂居蒲源后，继续寻找开基胜地，顺霍童溪溯流而上，后终于寻到霍童与姑丈相遇了。这是十年后的姑侄俩家人在遥远的南方再次见面，劫后余生的同感令两家人喜极而泣。

喜悦过后，接着便是生存问题。中国传统社会，耕读为本，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离不开水利的灌溉与文化的传承。黄鞠在这二方面都具备天赋，其实也要得益于“大隋盛世”对官员的养成训练。中国五千年历史，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大隋盛世，对内大兴土木，对外频繁征讨，再加以史上最严苛的科举选拔制度与吏治法律，也培养了一代勤政业精的精英官吏。隋炀帝深知农耕社会，兴修水利是民存之本。大业元年（604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阳渠故道。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渠宽四十步，两岸皆筑工整平坦的车道，夹种杨柳。开凿大运河，更是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而且也培养了很多懂水利的官员。黄鞠也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黄鞠水利灌溉工程几乎就是大隋盛世浩大水利工程的“微缩版”。

足食必修渠，族兴亦必修渠。初到石桥，黄鞠踏遍了霍童山水，勘探地形，构思蓝图。他看到，霍童溪右岸的土地虽然适宜耕种，但因山峦阻挡，咫尺相隔的溪水无法直接引入灌溉，为了给子孙后代创造出更好的耕种条件，黄鞠决定挖断石桥村后的龙腰山，在山间凿出一条水渠。他把想法和姑丈一说，姑丈知道侄儿不是瞎扯，他有这方面的专长与执行力，把石桥让出来，正可以充分发挥侄儿的才能与智慧，造福黄氏族人与霍童百姓。朱福当即决定带领家人前往相邻的咸村居住，把石桥让给侄儿黄鞠一家。大格局的朱福易地之恩造就了侄儿黄鞠“中国水利灌溉第一人”的后世伟名。

就在黄鞠开基霍童的第五年，公元618年，中国历史又掀开了最闪亮的一页——大唐帝国建立。黄鞠逃离之后，隋朝已是狼烟四起。这时隋炀帝身边一个国戚重臣也起兵反叛。这个人自称是西汉大将军李广的二十三世孙，他叫李渊，母亲和隋炀帝的母亲是鲜卑贵族独孤氏的亲姐妹，因此李渊成了隋炀帝的姨表兄弟，而深受隋炀帝的器重，被世袭为唐国公。但就是这个姨表兄弟，在黄鞠逃离固始的第四年，公元617年，与儿子李世民乘隋末群雄烽烟，起兵反隋，攻入长安，拥代王杨侑做皇帝，自封为大丞相和唐王。次年，隋炀帝被叛军杀死，李渊命令杨侑将帝位传给他，因自己是唐国公，故建立的朝代叫——唐朝。

因此，黄鞠开基霍童的最荣光岁月与最杰出的作品实际上是在大唐盛世的背景下完成的。黄鞠开基霍地，带领儿孙们用了整整11年时间开凿了“渡泉洞”和“枇杷洞”二条水利工程。右岸斩断“龙腰”，在坚硬的花岗岩山梁开凿水渠。左岸水利工程要从霍童溪上游的堵坪湖引水到松岸洋，须穿过三四座花岗岩山脊，开凿通水隧洞，在没有炸药的隋代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技术上，黄鞠采用中原带来的开凿花岗岩技术——火烧水浇法攻关，但在人力、物力的动员上，却是最头疼的事。长达11年的坚持，完全依靠民间的力量，如果没有非凡的动员力、执行力与凝聚力，是很难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黄鞠是依靠什么秘籍呢？

黄鞠把霍童当成了他的“大家”，对外他是族长、水利工程专家和顶级的“装潢工程师”。为了这个“大家”，黄鞠与葛夫人带领他的五男二女，男的名曰：二八，二九，三一，三四，三六；女的名曰：丹鸾，碧凤，都在工程现场餐风露宿。丹鸾，碧凤也因此误了谈婚论嫁之年。霍童百姓拜黄鞠为开基始祖，不仅建了黄鞠祠，还在黄鞠祠前建了座姑婆庙，以感恩为开凿水利而终身未嫁的丹鸾，碧凤姑娘。率先垂范的感召之力，我想这是霍童百姓坚持十年如一日开凿水利的动力源泉之一。

大隋盛世，还尤其注重对官员文化与个人品质养成的训练。隋炀帝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还还兴办学校，培养精英官员。隋时的藏书量也是中国历代最多的，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大学问家郑振铎说：“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也自有道理。在当朝皇帝亲力亲为的熏陶之下，黄鞠也深知文化的训练对一家族传承的重要性。

清理大量碎石需要臂力过人的劳动者紧密协作，黄鞠将中原舞狮改造成线狮，寓教于乐，以此来训练劳动者的强健体魄与团队协作精神。他还将每年的“二月二”定为“灯会节”，以让后人世代铭记姑丈朱福易地之恩，霍童“二月二灯会”由此诞生。黄鞠将河南民间流传的中原民俗文化，如纸扎、铁枝、线狮、高跷等传授给霍童村民，在灯会上表演。届时，四境花灯争奇斗艳，各显其能。“二月二灯会” 还有一个很特别地习俗——灌酒。灯会那几天，是霍童百姓酒的狂欢。到时，酒坛就陈列在街的两旁，邻村乡里乡亲来看灯会，在街上遇见立即舀酒推盏举杯欢迎，宗亲之间相遇也以酒答谢一年的关照与辛苦，来年的开凿工程还需要大家支持。觥筹交错中，乡里乡亲、亲朋好友与各大宗族之间杯酒释怀，增进感情。黄鞠把中国传统酒文化的精髓服务于水利工程的开凿，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霍童二月二，就是中国南方的“感恩节”。感恩先祖，感恩洞天福地的恩赐，感恩古镇族人精诚团结，薪火相传，人丁兴旺。 一个感恩的承诺，传承了千年。不仅古代中原汉俗文化的精髓——社戏文化在千年之约中得以完美留存，开凿水渠一年的辛苦在觥筹交错得以尽情释放，更重要的是中华传统的感恩文化在“寓教于乐”中深入民心。在漫长而又艰难的开凿时光里，感恩成了霍童百姓坚持下去的又一理由。这就是文化养成、民俗文化的魅力，黄鞠深得其味。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李渊让位于儿子李世民，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最鼎盛的时代——贞观之治。李世民虚心纳谏，厉行俭约，轻徭薄赋，使百姓休养生息，各民族融洽相处，国泰民安。洞天福地霍童自然也是山呼万岁，恩泽浩荡。经过十多年的“装潢”，霍童这个“大家”已是最宜居的“洞天福地”。黄鞠水利灌溉霍童两岸万亩良田，来自中原的麦、芸苔，豆类等优良品种在霍童深根发芽。有粮吃了，还要好的居住环境。百姓吃喝拉撒离不开水。右岸龙腰渠的汩汩清流流经霍童石桥村，多级水碓可磨麦、舂米，开挖日、月、星三个蓄水池，用以消防之需。渠水流经每户房前屋后，既便于村民的洗涤，还提高水的养分，最后灌溉农田。黄鞠还借鉴邗沟直道夹种杨柳的经验，在左岸种了大片松林与桃花， 志称：“冬日积雪盈枝，经春不化”、“十里桃花夹岸”的胜景确让今人羡慕不已。黄鞠无论如何都没想到，1400多年后，黄鞠灌溉水利工程依然还造福于霍童百姓，黄鞠水利工程更是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令霍童千年水利文化之光闪亮于世界的巅峰。

公元567年，黄鞠与隋炀帝杨广同年生。当他父亲以死谏决绝君层之间的关系时，人到中年的黄鞠却以挂冠的方式，脱离了君臣之交，而负起了携眷入闽繁衍生息的男人之担当。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李治即位于长安太极殿，开创了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因此，黄鞠确是有福之人，当他卒于公元657年时，他已经有幸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夸耀的隋大业、唐高祖李渊、唐高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四个盛世。他在大隋盛世学了水利与治疆的本领，又身逢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唐盛世国力强大，百姓安居乐业，为他建功立业，造福洞天百姓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环境与物质基础。他携家逃离固始时已46岁，而在霍童也筚路蓝缕奋斗了42年，享年88岁。“八八”意味着“发发”——黄鞠后裔繁衍播迁于闽东北八县（市），省外及海外。现有300多个分支，20多万人。

但黄鞠族人世世代代有个心中的“痛”——为祭奠先祖黄隆遇难之日，黄氏族人后世九月九节重阳永不登高。

一个人的霍童，那必须是有担当与感恩的日子。

一个黄鞠，一爿栖息地，一座古镇，一方百姓。忠臣无法当的时候，黄鞠选择了做男人。惟系于一份担当与感恩，黄鞠族裔世代繁荣昌盛。

三

走在那条山谷里，正午的阳光把这石界照射得更加坚硬起来。重重叠叠的山、形形色色的峰、孤孤单单的寺和三三两两的人都在石灰岩的构造下变得怪诞、神奇、空灵起来。或是横亘如屏、或是壁立千仞，环绕峰峦，奇绝万状。

这样寂寞的石界，却也隐藏着一个曾经热闹的佛国。辟支寺就坐落在这条山谷里，南边仅一峰之隔就是那罗延窟，北边仅五六分钟的路程，就是壁立千仞的天冠说法台，再北边就是支提寺了。这是一座一直被忽略的寺院——

2016年，一位叫“水云云水”的作者在一篇《古佛悠悠说辟支》的文章中，对辟支寺进行了一番追根溯源的探秘——

辟支寺宋时曾名“天竺寺”，随处曼陀华灿，天竺梵相。古时辟支岩因有白鹿，鹿麋，相传有天竺僧在此建“鹿苑场"，遗址就在今天的辟支寺右侧上方。鹿野苑是古印度佛教圣地，是佛陀成道初转法轮之处。而佛陀的前世辟支佛就居住于此，修行并伴有野鹿栖息，故称“鹿野苑”。辟支寺还有“三鹫岛”、“鹫领”的命名，也源自印度佛之圣地灵鹫山。

辟古岩下至天冠菩萨说法台一一菩贤峰下曾遗有十几座古舍利塔。数座古佛塔皆梵文铭刻。其中“碧芝岩古佛塔"，坐落在辟支寺西侧，古塔上方额刻有印度梵文咒语——嗡啊吽。此三个符号咒语，在古印度上万年的神学典籍中早有记载，涵盖宇宙天地所有正能量。

辟支岩为何有如此之多的梵、藏文舍利塔?浓郁的西域天竺风，不仅有别于支提山本土的佛寺胜迹，更重要的是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天竺高僧驻足？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比黄鞠入闽还早8年，一位印度来华著名译经僧阇那崛多，因受宫廷争斗的牵连，被隋炀帝“摈流东越”，从长安流放到江西、浙江、福建相邻一带。流放期间，阇那崛多曾涉足霞浦，成了霞浦清潭寺的倡建者。那么阇那崛多尊者到过辟支吗？阇那崛多尊者曾亲译过“华严经"，应该很清楚东南方天冠说法台与支提山的方向。因此，辟支寺一直代代相传有天竺僧尊者到此修行，至今随处梵相的遗址也确有天竺的影子。或许，那位神秘的尊者就是——阇那崛多。

历史的真相从来就因为岁月蹉跎而渐渐模糊，直至成为传说。后人也只能在渐渐脱离真相的传说中，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因此，说，历史是后人说的，也不无道理。但不管真相如何，阇那崛多从长安到闽的流徙之路确是一段真实的记载，它为一百多年后的一段传奇史实埋下了伏笔。

大唐盛世，一个韩国异僧慕名而来，又令这方巢窟密境如入菩提境界，普照华严之光。

由于史志说法不一，我们只能这么说：或是在黄鞠卒后的五六十年间——唐武周时期（684－704），又或是在唐天宝中期（742-756年），新罗人元表法师赶上了到中国求法、赴西域取经的风潮。后来，又经菩萨指点，遇尊者示，元表背负《华严经》八十卷，不远万里，历经艰辛，寻到霍童支提山，居住在那罗延石窟，礼拜天冠菩萨，朝夕捧诵《华严经》。再后来，元表又远渡重洋回到新罗故乡。

这是一段匪夷所思的传说吗？《华严经》八十卷又是何方神圣？ 以至于让一异僧背负万里到一南方神窟朝夕唪诵？

“不忘初心”这是当今共产党人对自身内心境界的追溯与寻根，但很少有人知道“不忘初心”的出处在哪里？

佛教经典《华严经》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三世一切诸如来，靡不护念初发心。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九：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不忘初心”这句话就是概括自这两段经文。

《华严经》是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仰望繁星点点、大彻大悟时所呈现的那个境界，后人把这境界记录下来，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可以说《华严经》是一部科学与哲学完美结合的伟大著作，以佛家的视角和大彻大悟的境界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理想的，非常卓越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华严经》输入中国之后，与中国的东方哲学相融合，凤凰涅槃成中国自己的佛教——华严宗，成为中国佛教八宗之一，祖庭是西安华严寺。

《华严经》分三次传入中国。其中第二次是在武则天称帝的唐武周时期。武则天信奉华严宗。公元695年，武则天组织人马在洛阳大遍空寺翻译《华严经》，并于公元699年在洛阳佛授记寺完成了翻译。第二次翻译，一共八十卷，称为《八十华严》。《八十华严》的文义最为畅达，品目也较完备，因而在汉地流传最盛。元表法师背负的《华严经》八十卷，即为《八十华严》。

中国人对邻居大都有复杂的情感，就比如大韩民国、印度。但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中华文化大融合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印度是中国佛教的输出国，而到大唐盛世，高丽、新罗和百济成为中国向日本传播佛法的中转站。这期间，新罗、高丽等国民间游学求法到中国盛行，可谓是朝野倾心，韩僧足迹一时遍及神州。尤其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华严宗大行其道，韩僧入唐更是对《八十华严》趋之若鹜，求学华严者甚多。这些韩僧返国后大力弘传华严宗，为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华严宗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到唐武宗时，会昌灭佛，华严等佛教宗派在中国几近灭门。当时的中国佛教典籍，如天台章疏、华严经论等有幸靠韩僧带回国内，而完整保存了下来。

《华严经》修行讲“四界”，博大精深，穷尽一生都无法读懂。其中，事事无碍法界更是精髓。用凡人最浅显的理解，或许可以这样说，事事本没有障碍,但因为心里有了杂念,才有了障碍。人的内心宁静可以过滤掉浅薄、粗鄙、浮躁,等人性的杂质，就可以达到匪夷所思的无碍境界。但佛经梵文可没这么好懂。要将佛经翻译成汉文，其实也是一段充满血泪的艰辛历程。因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对佛经的翻译、理解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到西域求法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高僧。这些中土佛教徒舍身到西域或西天求法的动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到隋唐时期就难以阅读艰涩，更别说梵文的佛经了。一些有大志的僧侣如唐初的玄奘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印度看看真正的佛教的情况，看看佛经还有多少，看看中土所没有的经书又是怎么讲的。

到西天取经成为了中土僧人对佛教无限忠诚的象征，也是实践《华严经》“事事无碍”之界的最佳旅程。元表法师是到月支国求法的。大唐西域三十六国，月支国原本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后来迁都至今天的北印度克什米尔。印度佛教就是经由月支国，由西域传入中原。元表在这里潜心学习《华严经》，然后再回中土。元表回中国再到东南方寻支提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海路。支提山临东海，乘船从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东海；还有一条是陆路。从西域到长安，或洛阳，再折往东南方。从他背负《八十华严》我们可以得知，元表只有到了长安或洛阳，才有可能得到当时流行的《八十华严》。唐玄奘从天竺回到长安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无从知晓元表从月支国回中原花了多长时间。但路途的艰险大抵无二：帕米尔雪山四季白雪皑皑，遇寒风暴起，噤战不能前。度岭，壁立千仞，路陡人危。而一遇流沙更是四顾茫然，人马俱绝。 三国以后，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史书上记载的到西方求经的有170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

从月支国回到长安或洛阳，已算劫后余生。我们不知道元表法师是否领了《八十华严》，就马不停蹄的往福建宁德霍童支提山赶。如果是以公里计，从长安到宁德的直线距离是约1700公里，洛阳到宁德的直线距离是约1900公里。如此遥远模糊的“东南方”，他是如何知道就在霍童呢？按《宋.高僧传》记载：“释元表，三韩人也。天宝年中（742-756年），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尊者示《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东南方有山名支提山，现在天冠菩萨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说法。’遂至支提山礼天冠菩萨，于那罗延窟潜习华严。”这里有一个关键词： “遇尊者示”，或许这“尊者” 就是已来过的前辈阇那崛多了。

要背负八十卷《华严经》，跨越千山万水，登山陟岭，风餐水栖，还要克服四季变幻，匪患毒瘴，或是有马？或是有仆童？由于至今还找不到相关的文字记载，我们实在无从知晓元表法师这一路如何背负《八十华严》身心俱疲的艰辛程度。当他餐风露宿，千辛万苦到达霍童时，眼之所及，支提山毒蛇猛兽出没，山精鬼魅诡异。跨过一道道的峡谷沟壑，一条条的深涧瀑布和一片片的茂密森林，披荆斩刺间，元表终于在一处群峰相夹的化外处找到了一个石窟，这就是辟支岩灵源洞。元表在灵源洞修行了一段时间，后来终于在这座岩窟所处山峰的另一端找到了那罗延窟。一峰双窟，首尾相接，实为化外之境。因此，当地人将那罗延窟称为“狮口”，将辟支寺称为“狮尾”也不无道理。

华严宗对“窟”情有独钟。华严宗祖庭——西安华严寺就没有高大殿堂建筑的记载，而只记有凿原为窟。华严寺可以说是黄土高原上一座典型的窟洞寺院。地处遥远南方的那罗延窟以窟为寺，它的建筑几乎就是华严宗的标配。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石窟。"那罗延"是梵语"天上大力神"的意思,它在佛国里面的职能是"护法神。那罗寺的建筑也奇特。寺庙隐藏在两座峭仞之间的岩窟里,那如狮子吼般的窟是天然风化而成。那寺是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也就是支提寺建成2年后建的。建的时候匠心独具,寺藏于岩窟里,木架构造,上无片瓦,这在宋时的宗教建筑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只可惜后被一把火烧了。元明五六百年间重建修了两次。

在这座寺庙的碑文上，明确记载着，元表法师创建了那罗延窟。 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前，那罗延窟或许就是有窟无寺。后期出现的支提山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开宝年间建支提禅寺之时。“支提”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意为佛生处。印度僧侣为了能在苦修过程中随时拜佛，便在修行时所居住的石窟的中堂后壁上刻出小塔，印度称这种刻有佛塔和其他雕刻的石窟为“支提”，意译为“庙”，“塔”。因此支提山之名源于辟支寺、那罗延窟，也是鲜有人知，而支提山华严寺佛教思想的母胎因缘于华严宗， 更开始了长达千年名闻海内禅林的历史。

由此，《支提寺志》说：元表法师，高丽僧也。则天朝居那罗岩，以榈木函盛《华严经》，朝夕俸诵。“朝夕俸诵”这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元表法师在那罗延窟研习华严经的文字细节记录。当然，说元表“则天朝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