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城中元节除了祭祖还能做这么多事！胆大的来！
图文/陈仕玲
蕉城民间十分注重对先人的祭祀。一年中，每户家庭（天主教、基督教除外）会在春节、端午节、中元节三次祭祀祖先。其中最为隆重的要数中元节的祭祀。
中元节又称“鬼仔节”、“七月半”，它的来源与道教的三官信仰有关。蕉城北门外，旧时有一座宏伟的“三元观”，香火十分旺盛。所谓三官指天官、地官、水官。据《梁元帝旨要》：“上元为天官司赐福之辰；中元为地官赦罪之辰；下元为解厄之辰。”后来道教又以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修行记》：“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地官降下，定人间善恶。道士于是日，日夜诵经济度，恶鬼囚魂亦得解脱。”
道家有地官，佛家也不甘示弱，声称目莲依佛祖之言祭祀群鬼，最后与父母同证果，成为地藏王菩萨之护法，并由此产生了佛教重要的节日“盂兰盆节”。盂兰是梵语，意为解倒悬，盆为汉语，为盛物品的器皿，全称意思是此供具可以解亡者倒悬之苦。俗话说“七月半无闲和尚”，“盂兰盆节”期间，除举行诵经法会外，一些大的寺院还要举办通宵达旦的水陆法会，救度恶鬼，保障一方平安。人们为了实惠，同时祈求地官、地藏王菩萨庇佑，使祖先灵魂得到安康幸福。
福建民间对中元祭祖活动十分重视。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二》载：“闽人最重中元节，家家设楮陌冥衣，具列先人号位，祭而燎之。”祭祀祖先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寄托哀思，追念先人。明末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中有：“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说法。二是相信灵魂不死。认为人死只是形体的消失，而灵魂是永存的。灵魂脱离躯壳，化而为鬼，四处游荡，无依无靠。需要阳世子孙上供供其食用，烧纸钱供其使用。三是对死者的敬畏。古人认为死者神灵对后人既能造福，又能造祸。四季不时祭奠，使之得到安顿。能够保佑后人平安无事。
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一》也有记载：“中元，旧于各境神祠设醮合荐先祖。近岁有司禁革，止置酒肴祀于其家。”不过，县志中提到的这两种祭祖方式在蕉城均可见到，惟前一种方式只限于山区乡镇。
七月半祭祖视乡镇而异，又有“请祖翁”、“请翁”、“烧纸”、“烧锡仔”、“做月半”等不同叫法。在时间安排上也各有不同。城关、金涵、城南一带，一般是从七月十一开始，一直到二十五为止，但时间绝不能超过“白露”这天，且祭祖的日子多选单日。另外，七月十六这天被认为是“乞丐日”，是丐帮烧纸的日子，也必须回避。对于逝世已过“百日”的死者，必须连续烧三年纸钱，称作“头年纸”、“二年纸”、“三年纸”，祭祀时间也会安排在七月初十以前，避免与“做月半”碰撞。
漳湾、七都、八都、九都、三都、飞鸾等乡镇的大部分乡村，都是十五当日祭祖。
霍童、洪口一带，七月要祭祖三次，而且祭祖时不放鞭炮。七月初一朔日（霍童黄姓六月二十九或三十日）和十五望日这两天必不可缺，一般人家初七或初十还要再祭一次。说法是，七月初一为“接祖”，接祖先回来过节；初十为“请祖”，这一天老祖宗还要招待阴间的“客人”；十五为“送祖”，所以要烧纸钱，作为“路费”和“生活费”。从仪式上讲，以十五这天最为隆重。这从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风俗》可以得到印证：“十五中元行秋祭礼，先于朔日净祠宇，铺几，筵悬先人像，谓之接祖。”《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也有：“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带领众子侄开祠堂行朔望之礼”的记载。
虎贝一带，七月初一“请祖翁”，意即迎请祖宗回家过节。到了七月十五望日再祭。两次祭祀，时间都安排在下午申时（15-17时），稍有不同的是，初一供品较简陋，且不烧纸钱。只有十五正日有烧纸钱，时间多安排在酉时。如果祖上已修建坟墓者，纸钱烧的较少，未入葬坟墓的，烧的较多。人们认为，已拥有坟墓的鬼魂，等于有了自己长久的“家”。没有坟墓的需要租“房子”居住，开销自然就大。想起来，倒颇有些人情味。另外，虎贝百姓认为，父母长辈过世后，所烧纸钱“金额”必须逐年递减，不准增多，否则不利子孙。其说法来由已无从查考。
洋中、石后各村也在七月初一这天“接祖”，祭祀时间是从初七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由于各村在祭祖时要请“道籁”做普度，而按旧例每乡只有一位主管“道籁”，人手不够，所以沿袭规定，各村排队轮流。比如石后一带，初七是芹坂头，十三是当洋陈厝，十四是定洋，十五是芹头，十六是陈坂，沙坪排在最后。
飞鸾碗窑村开基时，有黄、蔡、叶、裴四大姓，叶姓十三“烧纸”，蔡姓十四“烧纸”，黄姓以及裴、廖、吴、罗等其他姓氏十五“烧纸”。这个规定的来源十分有趣，碗窑村居民的祖辈，都是闽南南安、漳浦一带迁入。按照闽南风俗，各姓都是七月十五这天祭祖。由于这天上市的海产品有限，各家在购买祭品时经常发生争吵，以至出现斗殴。为了平息这场不必要的争斗，三姓董事联合商议决定，各姓分期“烧纸”，这样既保证了货源的供给，又可以相安无事，一举两得。
祭祖又有家祭和祠祭之分。传统住宅的厅堂都设有“上位”，左右上方并列神龛和祖宗龛，正中摆有长条桌，民间称为“几桌”或“横桌”、“横案”，上面摆设香炉烛台，大户人家，还设有屏风镜、西洋钟、花瓶、纸煤桶、官帽筒等物。几桌前方有红漆八仙桌，是为除夕夜迎请天地而设的，所以又叫“天地桌”。还可以用于祭神、祭祖使用。
祭祖时间一般在下午未时（下午一时至三时）左右，首先摆上祭品，沿海物产丰富，人们多以弹涂鱼、章鱼、鲫鱼、红寻（虫字旁，即蟹）、虾等海产品上桌，一些贫寒人家无力购买供品，甚至用“蟛蜞酱”祭祖。山区多以茄子、豆腐、豇豆、五花肉。还有一些祭祀物品随节令而定，如端午祭祖，必须有粽子；七月半祭祖，必须有七层糕、蒸饭；除夕祭祖，必用黄金糍、年糕、肉丸；旧时由于交通不便，四时水果入境者极为稀罕，所以只有祠祭才有能力备办一些土产水果，九都云气《吴氏族谱》中也无可奈何地说道：“有钱果无处买者，听其自便。”但有几种食物除外，如“戚”（虫字旁）在蕉城方言中与“贼”同音，含义不好，故此忌讳。还有长在土里的果品不能祭祖，如花生。《礼记》中说：“馂余不祭。”朱熹注曰：“馂余之物，不可以祭先祖。”“馂余之物”就是吃后剩下的残羹剩肴。其实祭祖食物无分贵贱，只要求心诚则可。南宋宁德主簿陆游在《重修城隍庙碑记》中说，神灵是正直的化身，他们所喜欢的也是正直的人，一个人若能无愧于心，就是采溪涧的毛草，手捧路上的积水都可以作为祭神的标准。这个论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祭到半途，开始焚烧纸钱，沿海一带焚烧“锡仔”，山区乡镇焚烧草纸制成的条状“纸钱”， 有的地方将草纸錾成钱币形状，进行焚烧，称之为“錾钱”。
“锡仔”这种迷信品由来已久，它的起源大概在西汉时期。《新唐书·王玙传》载：“汉以来，葬丧皆用瘞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清王棠《知新录》卷八“纸马”条云：“唐玄宗渎于鬼神，王玙以楮为币，今俗用纸马以祀鬼神。”
“锡仔”主要盛行于城关以及沿海乡镇，通常用红带扎成一捆，而一捆的数量是一千。每捆的外面还会附上一张印有红色文字的小纸片，这与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二十五·辩证类》记载的“世宗（嘉靖皇帝）发引之日，金银钱以纸为之，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有些类似。
先秦时代，等级制度森严，庶民只允许祭祀父亲一代。西汉以后，随着等级制度的崩溃，平民百姓所祭祀的祖先逐渐增多。宋代以后，家祭可祀高、曾、祖、祢四代，高祖以上的祖先须在祠堂里奉祀。一般人家还备有“金银谱”，依次写有某世祖妣名讳，以及需要焚烧的金银数量，故名“金银谱”。烧时，按照谱上内容，依次写在红纸或“金银票”（店铺有出售）上，作为祖先“领银”的凭证。为了祖先提携方便，家中妇女还精心糊制了许多贴有花纹的纸袋。体现了人们对家祭的注重。
如果祖先里面有吃素者，子孙们还要准备素菜上供，同时还要烧“经籽”。“经籽”的制作方法是一边念诵佛经，一边将黄表纸搓成小团，即可。按照民间说法，到寺庙拜佛不准使用“锡仔”。只能让死者用“经籽”供奉佛祖。
祠祭又叫“祭祖”，规模一般较大，特别是大姓望族。“祭祖”在宗祠举行。沿海地区乡村一般只建有祖厅，民间又称为“大厅”。蕉城的洋中、石后、霍童一些较大村落，祠堂和“大厅”是分开的，各有一座。大厅又叫“公厅”、“众厅”、“厅堂”、 “祖厅”、“宗厅”，是族中议事和执行族规乡约的场所。一般还设有戏台，供族人娱乐之用。祠堂又叫宗祠，是供奉和祭祀始迁祖的场所，如果后裔因为族盛而分居，其房派绵绵瓜瓞，子孙为了区分房派及祭祀方便，以房派祖为宗所建的祠堂，就是属于小宗祠，也可称它为“支祠”，另外还有“家庙”，属于高级官员才可以设立。支祠，如漳湾南埕陈氏，洋中镇洋中村周氏、东山村陈氏的几座支祠；家庙，如蕉城蔡氏家庙。另外还有专祠，是为家族中某一位功勋卓著的祖先特别建造的祠堂，如洋中周氏“光禄祠”、洋中东山“柳州祠”、七都镇“少保祠”，分别供奉中书右相光禄大夫周导、柳州知州陈纪、刑部尚书林聪三位历史人物。
宗祠的首要功能是祭祖。因此对于祖先的排列是十分讲究的。据《礼记·祭统》载：“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也。”即祖先排位次序是始祖居中，其它依昭、穆左右排列，始祖之后的第一代为昭，第二代为穆；以后的第三、五、七以至下推任何奇数代都为昭，排列于始祖神主之左；第四、六、八代以至下推任何偶数代为穆，排列于始祖神主右边。
每座祠堂的正厅，都造有外观庄严、雕刻精美的“祖宗龛”，数以百计的祖宗牌位按昭穆整齐有序地排列着，颇为壮观。牌位，因额顶饰有龙头，俗称“龙头牌”，造型也大致相同，均为木雕，手工精湛。一些大的祠堂还有塑像和和画像。塑像多为泥塑，也有少量的木雕像。雕塑对象多为开基始祖或家族中的杰出人物，多数以锦袍玉带，手执牙笏的单一形象出现。比较著名的祠堂塑像有明代洋中鞠多书院的周导夫妇木雕像，明代城关埠头陈陈琯塑像、清初虎贝文峰石堂先生祠陈普塑像，洋中东山柳州祠陈纪塑像，七都少保祠林聪夫妇木雕像，霍童石桥谏议大夫祠黄鞠塑像。
画像，分为大影和行乐图两种，大影是用于丧事时张挂和以后作为逢年过节供祭的祖宗神像。都是正面肖像，神态庄重，有的更流于木僵枯索，画面的背后或像轴的签条、诗塘写上像主的官职、名讳。蕉城保存较为久远的有明初洋中国子先生周斌画像，漳湾阮氏绘于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6）的祖先画像，虎贝文峰黄礼轸画像等。“行乐”即行乐图，这是古代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生前请画家所画的生活写照，所画人物大都是全身便装，背景补以山石林泉，或书斋园圃，以高雅闲趣为旨趣。这类画像都很写实传神，如南宋王宗传的行乐图，明代林观行乐图，沈周绘《五真园亭图》中的陈宇等等。蕉城民间无论大影或行乐图，都统称为“行乐”。
像主往往还请名人墨客在画像周围题咏作赞。蕉城现存最早的像赞是理学家黄干、真德秀为杨复遗像的题赞。最著名的一篇画像赞是南宋王宗传的《画像自赞》：“二十一年太学，晚来方得一官。二十二卷易书，自谓无愧先圣。何事穷能到骨，只缘气要冲冠。童溪已办钓竿，一任兴来临水，兴罢看山。”
著名的还有明代七都林观《自题行乐图》，通政参议闽县林炫《尚书林庄敏公赞》，林聪《信斋杨先生像赞》、《国子先生周公像赞》，漳湾林思勉《贡士薛旭妻黄氏像赞》，县城马承宾《赠太常寺卿吴公像赞》、崔世召《自题像赞》蔡世寓《自题小像》等。
一些大户人家，也都会花费重金为祖辈描绘《行乐图》或塑像。民国时期，县城东门外姜家，祖籍宁波，来宁开设“瑞昌”记药铺。他家时代书香，家藏有数十幅祖先行乐，“文化大革命”时期毁于一炬。清代至民国时期，二都上村贡生尤廷翰、碗窑岁贡生蔡英资、古溪名士陈孔石、太学生陈朝海皆塑有家居便装泥像，供奉于中堂。
蕉城古代专工人物肖像绘画的，以六都的宋甘棠最为知名。宋甘棠生活于清末民初，天资聪慧，技艺超群，所绘人物肖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他甚至还可以根据死者家属的描述，描绘出已故者的形像，且分毫不差，令人叹服。宋甘棠所绘人物肖像多已无存，目前所知在六都张家尚保存有一幅。
“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龛取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凡后正位袝者，皆仿此。宗子主之，以给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给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
意思是说，每位在祠堂设祖先龛的族人，须将自己土地的二十分之一捐赠给祠堂，作为该龛的祭祀用田。亲尽以后，可以改为祭墓使用。如果上世没有捐田，则他的墓田计数改为祠祭田。所有祭田立约后，都要报送官府备案，不得再行典卖。
朱熹置祭田的方案，在经济制度上，给蕉城各宗族的长盛不衰提供了一个保证。解放前，城乡各姓祠堂都拥有大量海埕、山业以及“租担”（田租），“租担”多者千、百担（两三担折合一亩土地），少则数十担。平时由族长（多为辈份较大的知识分子或地方有名望的绅士充当）掌管，称为“管公堂”。这些公田绝对不许出卖，只能租给农户耕种，每年收来的租谷（多数是湿谷），用途不同而名称也大不一样。用作祖先祭祀的称为“祭田”或“祠田”，用作筹措族内子弟教育费、勉励学子的称为“油灯田”、“学田”，用作赡养生活艰难的族人的称为“义田”。其中只有“祭田”由本族各房轮流收租，称为“轮田”。如果没有“轮田”作为物质基础，族人对祖先的祭祀会相对淡漠。民间有“众厅没人扫，众墓没人管”的说法，就是因为没有“轮田”造成的。一些地方甚至有把“祖翁”称为“租翁”，意思是没有田租，祖先的祭祀就成为了空话。
祭祖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在农历七月十四的下半夜，即七月十五的早上。这种做法的来源已无从考证。按北方人的说法，这个时候是地狱鬼门大开的日子，又表示中元节（盂兰盆节）的到来。在族长的主持下，按规定程序，鼓乐齐鸣，燃放鞭炮，焚香烧纸，行跪拜礼。祭祀完毕，各房头面人物聚集会餐，席间，族长汇报一年的大事和财务收支情况，还有明年的计划等等。
祭祖的时候，还要举行“晒谱”活动。就是将珍藏的家族谱牒取出晾晒，并让参观祭祀的族人查看。如果这一年各房的支谱有出现什么遗误，可以在这天进行订正修补。
清代中后期，城关的蔡志谅（人称“蔡百万”）是宁德县首屈一指的大家族，从蔡家的七月半祭祖盛况，我们可以了解蕉城古代祠祭的大致过程。每年农历七月十四下半夜，蔡氏二十一房族人齐聚城关前林坪蔡氏家庙举行祭祀活动。此时，大厅上都会悬挂祖先画像，廊前悬挂八对大宫灯，照得天井如同白昼。大厅上摆设八仙桌若干张，上列各种祭品，鸡鸭鱼肉，应时瓜果，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其中尤以一只烤得金黄色，直流油的小乳猪最为引人注目，这是蔡氏祭祖时的一个最高仪式，是蕉城其它大姓祠堂所望尘莫及的。这也是蔡氏作为清代后期蕉城第一望族的象征。每年的这一天，蔡氏举族云集，祭典如仪、庄严、热烈而温馨。
民国《九都云气吴氏族谱》中也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了中元祭祖的详细过程，由此可见祭祖过程的正规与隆重。就连需要使用的对象也在族谱中一一罗列，纤毫不爽，摘录如下：
除祭自家祖先外，对于野鬼孤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照，否则认为他们会给阳世带来麻烦。祭孤魂野鬼又有官方与民间之分。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规定国内各府州县及乡皆要立厉坛，每年行三祭厉。要求厉坛设于北郊，祭物统一用羊三、豕三、饭米三石。厉坛，就是祭无祀鬼神的坛。按照立坛于北郊的要求，宁德县厉坛在县城北门朝天桥西，建造于洪武七年（1374）。每年清明、中元、十月的初一日祭祀。到在祭祀的前三日，知县牒告城隍。至日迎城隍牌位于坛上为主祭，设无主鬼神于坛下。宁德县当时设二十五都，每一个都皆建乡厉坛。如一都乡厉坛在东湖金瓯山（今大门山），现已不存；四都乡厉坛在金溪，道光时期（1829~1850）由祖籍蔡洋的“蔡百万”蔡志谅重修；十都的乡厉坛在龟村（今九都贵村）上里许的“魁首宫”（祀忠烈王黄岳），后迁龟村砥柱桥边，现留有遗址。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的尚有二十二都（洋中）乡厉坛，二十三都（石后）乡厉坛，保存都十分完整。
民间祭祀孤魂野鬼按主体性又分村庄的“普度”与家庭“施食”两种。“普度”见于山区，届时，家家户户备办菜蔬纸钱，到祠堂门口或村外河边、山下空坪祭祀，燃香点烛，焚化纸钱，并由法师“道籁”诵经施与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祈保地方平安。做普度的时间因地而异，一般都是先做普度后祭祖。如城南镇王台村是七月十一做普度，十八祭祖；洋中镇钟洋桥头、嵋屿、利洋等村，七月初七阖村斋戒，请法师坐蒙山，遍祀孤魂野鬼。祭祀完毕，每家每户开始祭祖烧纸。
霍童、洪口是将做祭祖纸钱时剩下的变角碎片，送到河边、树下，点燃香烛后予以焚烧，献给孤魂野鬼，称为“烧暗钱”。
沿海的城区、城南、飞鸾、漳湾、金涵等乡镇，一般不做“普度”，只在中元之日，各行业商铺出资祭祀孤魂野鬼，称为“施食”。“施食”多安排在下午，遍插明香于店铺周围主要通道，尔后设千层糕、草鞋仔、“棉衣”、锡仔、米酒于店门口，祭祀完毕，将糕切成碎块，散发给路人。
农家也有“施食”，又叫“请地头公”，多在晚稻插种以后的水田田埂上进行。祭祀时，除了环绕水田遍插明香外，其它仪式与店铺“施食”雷同。但从祭祀含义来看，农家的“施食”有祀田神的遗意。因为蕉城民间视“地头公”为神灵，而不当作孤魂野鬼看待。所以，“地头公”是农家对“田祖”的民间称谓，既通俗又贴切。据乾隆版《宁德县志·风俗》：“十一月，各乡赛祭，是时禾稼登场，杀牲为黍，以飱田祖，谓之冬福。”乾隆版《吴县志》：“中元前后，农人耕耘甫毕，醵钱赛猛将之神”、“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按韩昌黎诗：莫向田头乐祀神。《周礼》疏曰：社者，五土之总神，又为田神所依。则是七月十五之祀，犹古之‘秋社’耳。”
现在，商铺“施食”、农家祭祀“地头公”已渐消失，倒是许多水果种植户、水产养殖户为了祈求事业平安有成，沿袭着了这一项古老而传统的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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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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