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采春秋

　　由于宝丰银矿规模和产量都比较大，所以在明清编修的《明史》、《明实录》和地方文献中均有记载。相对而言，有关黄柏银场的史料记载却是少得可怜。历代地方志只有简略而零星的记载。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一·常贡》记载：“银，元佑间设宝丰等场二处，每岁贡银。”这“二处”银场即包括黄柏银场在内。乾隆版《福宁府志》卷之十《食货》记载宁德县有：“黄柏银坑”，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舆地·物产》则有：“黄柏银场，在二十都。时与宝丰同发，寻因矿脉微绝遂不复发。明季尚设卫官，以防盗采。今久废。”

　　黄柏银场因为坐落于蕉城虎贝乡黄柏村附近而得名。矿点分布于附近的东宝山、白信山和石狮山，现遗留有采矿洞200多个，矿井深浅不一，最深者达到200多米。自宋代发现以来，经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最晚的一次是在民国二年(1913)，华兴公司获准开采东宝山及石狮山铅锌矿。现仍遗有“华兴公司”石刻。

　　黄柏银场以明代开采最为繁荣。传说当时有矿工达数千人，并设卫官管理。由于银矿开采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些朝廷有识之士极力呼吁予以停止。明代邑人刑部尚书林聪就曾针对地方沉重的银课负担，向朝廷上《请免宁德县除办银课外别项差办状》的奏折。另一方面朝廷为了增加赋税收入，在财政困难时期又恢复开采。造成了银矿时开时停的现象。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提道：“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指明初）或采或闭。”

　　银矿停止开采的时候，朝廷也会派出官兵把守，以防民间盗采。嘉靖版《宁德县志》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黄柏银场）在二十都，因矿脉微绝，坑穴封闭。设福宁卫官领军一百名屯营上下轮年把守。嘉靖二十五年定议专设延平、邵武二卫官军如旧轮班，御绝流徒盗采。”

虎贝全景

采矿艰辛

　　封建时代采银方法十分落后。矿工采银环境艰苦，生活条件恶劣。宋代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记载了采银矿实情：“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数十丈，烛光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锻为大片，即入官库。候两三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

　　《天工开物》对银矿开采的记录尤为详细。官办银场由矿场主或商人承包后，首先要寻找矿点。在有银矿的地点它的上面会出现一堆堆微带褐色的石头，采矿的人要挖土十丈或二十丈才能找到，而这项工程所花费时间不是几天或几个月所能完成的。而银矿还会有纵横分布的支路，在找到含有银矿的“银苗”后，采矿者还要分成几路横挖寻找。在采掘过程中，为了防止矿洞坍塌，要横放木板支撑洞顶。采矿工人在黑暗的潮湿的洞穴中，点起小灯笼，随着银苗支脉去挖掘，一直到取到矿砂为止。矿砂质量高的每斗可以提炼出六、七两纯银，中的可得三、四两，最差的有一、二两。矿砂采到后，还要交给官府（银场由驻省御史或朝廷所委派的太监管理）检验分级，规定税额。最后才进行提炼，宋应星把这种方法称为“淘厘锱”。

　　这种全国通用的采银方式，黄柏银场自然也不例外。据说黄柏银场当时采矿用锤、钎、锹等简单工具，由人力采运，所冶炼出的银量少质差，远逊国内其他银场。

历史传闻

　　与黄柏村相距不远的屏南县黛溪镇北圪村吴姓家族的族谱中，还有一段吴氏祖先在黄柏银场任职的记载。北圪村吴氏始祖吴俦公，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崇寿坊第五宅。南宋初年，奉命钦差任福建省宁德县车孟银场（应作车盂铜场，据乾隆版《福宁府志》）坑治事。任满后回乡，留次子吴谣在宁德黄柏银场治事。吴谣第三子后来繁衍子孙，成为了北圪村肇基始祖。

　　在黄柏以及虎贝、石堂一带，还流传有皇帝派“道台”来黄柏督办炼银时，因塌方被埋在矿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