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仕玲

一

 

 

宁德建县时间是在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而修建庙学的时间晚了一百多年，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以省地建”①儒学、孔子庙于县治东南。乾道六年（1170），县丞卢觉重修；乾道七年（1171），主学刘晔以地势湫隘，“易民地，袤其前”。 ②此后屡兴屡废，地址则沿袭一千多年未变。

 

关于庙学的选址，主政者可谓是煞费苦心，精心选取，南门渡船潭附近的这块地域，衔山俯海，后人的“点赞”证明当时的别具慧眼： “地脉自白鹤山蜿蜒而来，至学后，土山平地突起，高二丈余，周围二十余丈。萃磅礴郁积之气，以入宫墙”，因此“堪舆家咸谓学宫之地，在府属为第一。”③

 

 

追溯宁德庙学的发展历程，有几位做出重要贡献、应当铭记的人物。

 

第一位是南宋史浩。据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三十九.土俗类一》：“渡船潭　'渡船通人行，状元方始生'。淳熙年，史丞相创县学于此。宁德县。”“史丞相”指史浩，权相史弥远之父，拜相封王，煊赫一时。乾道八年（1172），“以前宰相知福州，淳熙五年再入相。” ④淳熙四年（1177），史浩命县令赵善悉更拓学宫旧规，“翼以两庑，崇其阶级。”⑤又将文庙改建在讲堂之右，前立戟门。

 

元代虽是短命王朝，历史上却曾经两次修建庙学。至元二十六年（1289），州尹白璧、县尹方秀仁重修讲堂，新四斋；三十年（1293），县尹宁柄、掌教孙駪重修礼殿，成朵室、回廊，缭以宫墙二百八十堵。⑥著名学者程钜夫时任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应孙駪之邀，欣然为之记。

 

第二位是明人张铎。张铎字振文，清江（今属江西）人。宣德元年（1426），以福建监察御史督宁德银场，时年仅二十四岁。庙学自元至元三十年（1293）重修以来早已破损不堪，张铎谒庙时郑重地告诫地方官员：“学校育才之所，非丰备无以厚其养。”力倡重修。宣德四年（1429），在他的倡议之下，知县张初，教谕林约仲，“鸠工庀材，百役咸集。先作礼殿，修两庑，而树列戟，棂星门于其外。次创御书阁、新讲堂，而增斋舍、馔堂于其东。继而乡贤之祠，钟秀之坊，观澜之亭，以次而立。复徙兴文祠于戟门之左， 构儒学门于泮池之南。造祭器，铸钟鼎，筑陂塘，与凡廨宇庖库，经术之属，靡不完美。”而且还在永乐三年（1405）的基础上扩充规模，“易民倪姓地，直抵今路。”⑦随之还重塑圣贤像，重建神厨、祭器库，规模完备，倍于昔时。由于泮池之水遥接海潮，张铎与张初、林约仲在池上建“观澜亭”，作为师生登眺游息之所。张铎还利用公暇之余，在明伦堂为诸生讲解经义，偶尔还对学生进行考核。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收录了张铎《学宫试士》：“一鸟不鸣黉舍幽，东风檐外彩云流。衔枚多士胸襟壮，织锦何人手段优。应有吴公当避舍，纵非释子也低头。六经仁义如周道，分付诸君莫浪求。”

 

一直到县城“辛酉倭变”之前的时光里，宁德庙学又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修缮。景泰四年（1453），福建按察副使顾傕改易西北墙外的小路与公馆、三皇庙等建筑，扩充了学宫与文庙的规模。景泰五年（1454），六科都给事中邑人林聪倡众重建明伦堂，深广倍旧。

 

正德三年（1508），宁德庙学遭遇了一场大劫难，据乾隆版《宁德县志.卷十.拾遗志》：“五月旱。至七月不雨，田禾皆槁。七月七夕，凤池境官井兜杨家火，延烧庙学、县治，余焰飞越城外，延烧民居，计城内外毁者六百余家。”正德六年（1511），知县熊翀在废墟上重新修建。

 

据明邑人陈琯《宁庠庙学考》，南宋高宗时期，宁德庙学的规制是坐西朝东。讲堂在圣庙之后，“前向笏头，后凭玉枕”。淳熙四年（1177），县令赵善悉移圣庙于讲堂之右，格局未作变动。熊翀在弘治三年（1490）俞黼“稍改方向”的基础上，将整体格局进行移位，改为坐北朝南，以二都勒马山为前案。也就是这次重建，改易了南宋以来坐西朝东的朝向方位，奠定了宁德县延续数百年的“左学右庙”建筑格局。

 

 

明世宗嘉靖时期，东南沿海地区遭受倭寇骚扰日益严重。这些所谓“倭人”，正如兵部侍郎郑晓在《今言》中所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这样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南宋初年，建州叶浓叛军攻陷宁德县城，烧毁城内所有官府机构，却能够留下尊儒育才的文庙。而这些海盗毫无人性，所经之境一片废墟。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561~1563）之间，宁德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辛酉倭变”，“城郭乡村为荒墟者将十年，古今一大变也。”⑧

 

倭乱平息之后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广东潮阳举人林时芳继任宁德知县。当时的县城“百里废墟”，“官无公署，民无室庐”，而“黉宫学舍鞠为茂草”。⑨新任训导利灌与留任养病的前任训导胡德在没有办公处所的情况下，“寄寓山寺”，贼退之后，又“构葺佛堂，暂安圣座。即其地教课诸生，外结草寮，以住家眷。旁风上雨，人所不堪。”⑩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

 

 经过林时芳与全县士民的共同努力，一座崭新的城池屹立在了白鹤峰下。嘉靖四十五年（1566），林时芳重建明伦堂，左右斋堂、仪门、泮池、学门，也得到了修复。林时芳又在明伦堂之右重建文庙，一切悉遵旧制。

 

 

修复庙学的同一年，朝廷升授林时芳为贵州独山知州。作为父母官，他与熊翀使庙学在废墟上重建，成为了今天值得后人称颂的两个对庙学贡献最大的地方官。

 

在此后的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五朝，庙学又经历了知县舒应元一次大修，教谕黄约一次小修缮。

 

明清交替之际，文庙倾圯殆尽。康熙九年（1670），知县李拔尤、训导许兆高重修。康熙二十二年（1683），知县阎达禹再修。雍正五年（1727）又圯，知县王祚昌、申茂、张廷球相继修葺。

 

乾隆四十年（1775），教谕杜梅、训导黄允芃捐俸倡修庙学，叶禹担任董事。学宫增葺明伦堂两翼，以及后堂两庑。重浚内外泮池，文庙“庙宇内外，焕然一新”⑾。

 

刘家谋在《鹤场漫志》这样写道：“邑例贡生叶禹喜施舍，尤重文人。倡建灵瑞塔，修文武圣庙，赵公、邹公二桥，复下峬岭旧路，捐莲峰书院膏火田。”可谁又曾想到，叶禹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甚至连祖籍和出生地都不确知的生意人。

 

这次的修复过程还有一个小插曲，庙学整体工程完工之后，大家商议修复大成殿神龛，但资金遇到困难。在叶禹的影响下，邑民郑承浩，“其产不及中人”，闻讯独出百余金，“无难色”。 ⑿为了表彰郑承浩的急公好义，知县曾顺温将其事迹立碑于仪门，并赠匾“仗义可褒”。

 

此后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 、嘉庆十二年（1807），又有叶禹长子贡生叶开泰、恩贡生薛朝煜两度捐资修缮。

 

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由前后两任知县宋光伯、冯杰，训导吴世嘉首倡，次年十月完工。福建学政彭蕴章在《重修宁德县学碑》中讲述了兴修由始与修复后的堂皇景象：“邑贡生蔡志谅出白金二万两有奇，独力鸠工，自大成殿、明伦堂，旁及附祀之祠，藏经之阁，无不修其颓坏，易其朴陋。栋宇辉煌，丹艧炳耀，缭周垣之百丈，浚璧水之一湾。”  

 

 

  当时的福建巡抚徐继畲也上疏朝廷，请求对蔡志谅的义举进行表彰：“此次宁德县户部候补员外郎蔡志谅独力捐建文庙等项工程，共用银二万六千八百余两，情愿将应得议叙请加三级，给与封典。查核所捐银项，已数倍於捐级、捐封之数。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户部候补员外郎赏加三级，给予其祖父母、父母三品封典，归入覃恩办理。”

 

在清代，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这两位本邑的乡贤--叶禹与蔡志谅，他们捐献重资，勇挑大任，成为地方之骄傲，子孙后代之道德楷模。

 

二

 

从古代庙学体制的发展来看，因学尊庙，因庙表学，二者密不可分，又有着自己独立的规制。历史上的宁德县庙学，从宋元的草创，到明清的逐步成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筑格局，就其建筑而言，整体格局曾经有过两次重大改动，分水岭就是“嘉靖辛酉倭变”。很庆幸的是，两种格局的图像都通过地方志完整被保留了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对明嘉靖十七年（1538）、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两种县志中收录的“庙学（学宫）之图”进行对比与文字解读，让这组宏伟的建筑群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明代“庙学之图”所体现的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陈褎、教谕蒋濂、训导闵文振、潘鹑重修以后的面貌。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时期的庙学坐北朝南，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周围三百一十一步，计地一十三亩五分” ⒀，占地面积8991平方米。庙学大门左右皆设照墙，正对官街（学前街，又称横路）。官街外由西向东有溪流形如玉带，直达南门城壕。嘉靖三年（1524），县丞李诏“度其水泄，而捍以楼”，取名龙门楼，又名“腾蛟起凤楼”，皆与振兴文运有关。东西墙角当街立有牌坊，东为余复“状元坊”，西为林文迪“解元坊”，宣德五年（1430）张铎建。嘉靖十七年（1538），教谕蒋濂、训导闵文振、潘鹑重立。

 

 

两口泮池系南宋嘉定三年（1210），由知县周茂良始凿。位于棂星门与学门正前方，呈两半璧形，护以石栏杆，各环向门之外。中间架设石桥，桥头有亭，额曰“兴贤”，儒门、棂星门并列于左右，也由此分路。

 

左边学宫，前后四进。依次为儒门、仪门、明伦堂、养贤堂。最后一进为粮房，粮房左右为学仓。儒门为学校正门，隔池立有照壁。儒门、养贤堂各为三间，养贤堂后小山坡即是学山。

 

明伦堂面阔三间，左右两庑设书斋。左名“居仁”，右名“由义”，各五间, 明伦堂天井东边摆放卧碑（敕榜谕众碑）、进士题名碑各一座，西边摆放学职题名版榜二片，科贡题名版榜两片，正文体版榜二片。

 

 

明伦堂在北宋初设县学时称“讲堂”。崇宁二年（1103），立四斋，内设敷教堂，增学舍四十七区。嘉定五年（1212），以闽县丞署任的县令黄克宽易“讲堂”之匾为“明伦”二字，并摹刻朱熹手书。左右立四斋，曰兴文、果行、教忠、守信。

 

明伦堂在明清两代还作为乡饮酒礼的举办场所。明洪武初年，朝廷规定每岁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举行乡饮酒礼，县一级由知县主持典礼。被邀请参加的宾客均为当地身家清白、品行端方、德高望重的耆老乡绅，其中致仕官员德隆望重者被尊为大宾，年高德劭的被尊为僎宾，年稍长却又德才兼备者被尊为介宾，其余一般的都被称为乡饮宾。至今我们仍经常能在某姓家谱上看到，某某祖先被荣选为“乡饮大宾”、“乡饮耆宾”的记载。

 

儒学附属建筑有教谕宅、训导宅，皆在东面墙角，靠近城墙。教谕宅原为黄姓地，宣德四年（1429）张铎易之。前后两进，后进阁楼三间，为儒学教官之住所。正前方为半圆形学池，池上即观澜亭。宣德四年（1429）重修儒学，由南门外学池移建于此。学池水通泮池，流水横穿棂星门，上架石桥四座，颇为壮观。训导宅为儒学两位副职教官住所，有东西两处。位于儒学的称为训导东宅，内设六间。甬道转弯处有小门通往明伦堂，宅后即是学山。

 

这一时期，明世宗朱厚熜对孔庙进行了改制,嘉靖九年（1530）改文宣王尊号为至圣先师。也正是这一年，知县叶稠奉檄撤圣贤像，用木主，改名号，造神龛。孔庙也改称作先师庙，戟门改为先师庙门。从图中显示，先师庙前后五进，依次为棂星门、先师庙门、先师庙（正殿）、启圣祠。正堂东西两庑，附祀历代贤哲。东庑从祀先贤三十三人，先儒七人；西庑先贤三十二人，先儒十人。

 

 

  启圣祠为先师庙最后一进。嘉靖十年（1531），知县叶稠奉檄建。以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纥，从祀诸弟子之父。嘉靖十六年（1537），以地势湫隘，徙后十多米。启圣祠虽在庙学之内，但不从属文庙，另开院落，周围缭以高墙，前后两进，除了大门、正堂，左右各有厢房三间。

 

先师庙由南向北附属建筑有宰牲房、乡贤名宦祠、敬一亭、训导西宅、号房。

 

宰牲房系祭孔宰牲之地，在棂星门西南，原在戟门边。洪武五年（1372），知县王溥建。嘉靖十六年（1537）徙此，坐西朝东，右首有小池塘。与宰牲房并排的是乡贤祠和名宦祠。名宦祠建于嘉靖五年（1526），由县丞李诏创建。原先是坐北朝南，因与主体建筑相悖，不合礼仪，嘉靖十七年（1538）改易向东，祀南宋长溪令潘中、邑令赵善悉、李泽民，本朝知县朱政，教谕戴本，御史张铎，县丞颜清，训导董秀，知县郑䤾、典史郑嘉祥、教谕王銮，共十一人。

 

乡贤祠，南宋淳祐八年（1248），由知县李泽民创建。它位于名宦祠之南，二祠共一堵山墙，并排而立。位置几经改变，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移于此处。祠内祀唐太学生黄岳至本朝刑部尚书林聪，共十六人。乡贤祠边靠近宰牲房的地方建有省牲所，所谓“省牲”，就是古代祭祀前，主祭及助祭审察祭祀用的牲畜，以示虔诚。

 

乡贤名宦祠之后为敬一亭。敬一亭，又名敬一箴亭，嘉靖十一年（1532），知县叶稠奉檄建。原在养贤堂后山坡，嘉靖十七年（1538）移今所。内安明世宗御制圣谕碑七座。训导西宅八间在其后，其址原为南宫庙地。正德元年（1506），提学杭济易为训导西宅。

 

最后一进为号房两座，共十间，南北相对。《明史·选举志二》：“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是科举考场中生员答卷和食宿之所。因为每个考生人各一小间，皆有编号，故称“号房”。号房以及后圃之地，原来是道路和公馆、三皇庙，景泰四年（1453），监察御史顾確废“北向路，易公馆，毁三皇庙”，全部圈为学地。

 

宁德庙学所在的位置，是当时城内环境最佳处所，背后学山又是城内唯一的小山坡，占踞了全城最高点。面俯海涛，又有城内唯一的溪流，水流清澈。高墙之内，松柏参天，还夹杂种植榕树、荔枝树，明初“闽中十才子”之一的王恭在《寄宁德林训迪》一诗中就描述了庙学周边良好的自然环境：“鹤林山色当杯绿，鲛室文章到县秋。”静谧又不失威严，实为尊师设教的优良场所。

 

 

  再来看看乾隆县志这份“学宫之图”，清初的庙学，基本上保留着林时芳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重建时的格局，此后也没做太大变动，面积则比嘉靖十六年（1537）稍有扩大，约有十五亩，将近一万平方米。

 

康熙九年（1670）知县李拔尤、训导许君兆高重修庙学，后期屡加修葺。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县楚文暻对文庙、学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设施完备，规模宏伟。南面临街，高耸青灰色砖墙，不设大门，左右两座牌坊作为入口。东状元坊，额曰“凤麟应瑞”，西解元坊，额曰“海岳钟英”。明万历十七年（1589），知县舒应元重建。乾隆三十三年（1768）重修，大门仍旧遵循明代布局，未作变动。

 

 

  步入牌坊，最先看到的是泮池。这口泮池是明代原物，乾隆三十八年（1775），教谕杜梅、训导黄允芃重浚。清代的宁德庙学有两口泮池，大门这口称为“外泮池”；大成殿前的称为“内泮池”，这种“一学两泮池”的现象在国内极其罕见。外泮池又称为“会源水”，池中有东西两涵道，东涵直达城壕，民间传说明代倭寇攻城，即以此作为突破口，虽是无稽之谈，却也可以得知涵道之设计极为讲究。潮水由涵道入城，流入泮池，每个月的朔望之日，海水会涨溢至学门；灵溪寺山涧汇为溪流，流经城内鹏程境，汇入西涵。嘉靖四十二年（1563），知县林时芳重城时截上关之水，引入城外南门溪。内河改为暗沟，水流已大不如前。

 

关于外泮池，还有一段神奇故事。据担任过福建左布政使的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卷二十五》中记载：“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宁德县儒学泮池水赤，早浅红，至午大红，浑如鲜血，及晚转黑。如是五十余日。以器盛之，亦一日三变。次年，倭贼陷城。又瘟疫大作。”

 

 

这时期的庙学主体建筑是以学宫为中心，由南向北依次为学门、仪门、明伦堂、学山（文昌阁），学门面阔三间，左右柱间设红色栅栏；仪门即戟门，又名至圣门，面阔三间，左为神祠，右为宾馆。明伦堂面阔五间，进深五间，两庑分别设东斋、西斋。出明伦堂后门，登上学山，坡顶建有文昌阁。文昌阁又称文昌庙，上下三层，下层为文昌帝君殿，顶层奎阁，祀魁星。“高凌碧汉，远挹银涛，亦巨观也。”⒁  

 

南宋绍定五年（1232），县丞周硕行在明伦堂后建造御书阁，用于贮藏皇帝颁赐的儒家典籍，供生员借阅。这座蕉城最早的官立图书馆，也就是明清时期文昌阁的前身。宣德元年（1426），御史张铎重建于学山之东麓。嘉靖二年（1523），县丞李诏重建，易名“尊经”。顺治十年（1653），教谕苏之琨始移山顶。阁中对联“象纬丽帘楹，天中楼阁；烟光浮几榻，海上瀛洲。”相传是苏之琨梦中得句。乾隆二十二年（1757），知县楚文暻、教谕陈轼率绅士募修。

 

正因为尊经阁（文昌阁）贮藏着儒家典籍，而且供奉的主神文昌帝君掌管读书人功名禄位，孔夫子又是天上的奎星下界，所以读书人对之特别有感情。明代县丞李诏在嘉靖三年（1524）捐资营建尊经阁，又创建名宦、乡贤二祠及号房十余间。令人感动的是，李诏在致仕后家居十余年，心中仍念念不忘尊经阁，两次遣人由江西南丰送银两作为修缮资金，并置祭器酒樽。“宁人不忘诏德，诏亦恋恋宁人不置也。”⒂

 

 

文庙殿阁巍峨，黄瓦重檐，四面红墙环绕，金碧辉煌。由外向内分棂星门、泮池、仪门、大成殿。棂星门为三间四柱火焰冲天柱式石坊，中间两根柱子下方置青石狮子一对，左右设栅栏门接墙垣。正中额曰“宫墙万仞”，背面书“金声玉振”；左右正面分别额以“过化”、“存神”，背面额以“江汉”、“秋阳”。

 

 

棂星门正对面为照墙，左右开小门，与外界连接。棂星门与大成殿之间开凿泮池，规模小于外泮池。这座“内泮池”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知县楚文暻、教谕陈轼开凿。

 

仪门三间，左右分别是名宦祠与乡贤祠。乡贤祠在图中标作“贤良祠”，有误。

 

棂星门红墙之外开有小门，通往大成殿后面单独立庙的崇圣祠。崇圣祠就是明代的启圣祠，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追赠孔子五代为王，改名崇圣殿。雍正三年（1725），由邑绅黄中铭捐修。光绪年间，又由黄中铭裔孙奉祀官黄承志捐资修缮，这已是后话。

 

学宫东面竖向排列三组建筑：训导宅、教谕宅、忠义孝弟祠，高墙封闭，自成院落。

 

忠义孝悌祠，清雍正五年（1727），知县王如芳奉旨倡建。原在崇圣祠（殿）后，乾隆二十二年（1756），知县楚文暻、教谕陈轼率绅士马彦栋等移建明伦堂后左畔。祠一进三间，前达教谕宅，后倚学山头。内祀忠义唐黄岳，宋林仲麟、姚望之、黄裳，明林聪、陈勖、陈寓、陈褎、林文迪、吴国华、崔世召，共十一人；孝友自南宋陈嗣光至清末蔡步镛、步銮、步镳昆仲，共二十六人。

 

庙学周围有大片学地，东面邻街建朱公祠。其他空地大部分出租给民间架屋。如朱公祠后旷地，“旧为教谕宅基，左至学山，右至邑民左家墙，前至横弄，后至陈家墙，周围七十余丈。”出租给了邑民左国培兄弟架屋，“租钱历年儒学教谕征收”。 ⒃

 

光绪十九年（1903），知县梁锡志在学宫隔街靠近城墙处，倡捐募建考棚，这个被县城居民称作“考坪”的地方，是科举时代童生岁试的场地。内有文昌阁，系学山移建于此。考棚之右为射圃，设观射亭。民国时期这些建筑被改为宁德县党部驻地。它的位置，其位置在今南门人民电影院一带。

 

设置于学宫之外的射圃，也是属于庙学的附属建筑。古时官学课程设置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所以往往在文庙之东设有射圃，是用来教学生练习射箭及武艺的地方。

 

文庙生员有文武之分，射圃是武生员习武之所。武生员属教官管理，除骑射外，教以儒家经典以及武经七书。按照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五.学校志》收录了县学岁取生员名额：“本学生员额数：廪膳生员二十名，增广生员二十名。附学生员不限额。岁科两试，各取进十二名，武生岁试取进十二名。”

 

学宫射圃原设于南门内横路，地处县衙西南。永乐三年（1405），知县贾得善设。周围二百八十步(折合466.62米)，建亭于其中。成化十年（1474），知县江伟改作布政分司，射圃则徙于南关外山川坛旁。周围一百四十九步（折合248.30米）。嘉靖十年（1531），知县叶稠建亭三间，曰“观德”，并建仪门三间于外。十五年（1536），知县程世鹏重加修饰。倭毁之后，大部分没为城濠。乾隆时期，批给叶陈二姓起架灰厂、晒谷，年收租钱二百四十文；文庙右有圃，旧为教谕宅基，后又出租给左姓架屋，年收租银一两一钱。两处射圃从此也就彻底消失了。

 

书院、社学也是属于学宫管辖范围。明初有诏，令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弟子。天顺七年（1463），又令各乡设学，其社师由县官选拔委任。明代“辛酉倭乱”之前，学宫有两处社学，一在布政分司署东，一在城隍庙东。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舒应元鼎建于南门外公馆故地。

 

庙学的最后一次修复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也就是“庚子国难”的那一年，由教谕福州人郑益谦主持修建。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民国十八年（1929），在文庙首次创办明伦小学，三年后改为实验小学，不久又更名模范小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全面爆发，学校才定名为蕉城中心小学，从此延续至建国后。

 

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月，宁德县成立临时参议会，会址设于文庙明伦堂。临时参议长由霍童郑宗霖担任。民国三十三年（1944）五月，正式成立宁德县参议会，会址没有变更，仍在明伦堂。

 

 

  据在外乡贤黄建琛、关引光二位老先生撰文回忆，旧时文庙（学宫）的布局，与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文庙是一致的。棂星门左边的墙角上，竖有一块高约一米多的青石碑，上面刻着“文武官员至此下马” 几个大字。大成殿丹墀左右，立有一对青石狮子，高约1.5米，做工讲究，形象逼真。这两组古物件连同大成殿前的盘龙石柱最为城关人所耳熟能详。从正门进去后，在广场有一个池子，这便是泮池，上架石桥。过桥后，便是戟门，几级台阶便进入大成殿前的天井。两边均是廊庑。大成殿前有一个类似曲阜孔庙杏坛的石砌平台。高约一米多，台面有四五十平方米。台的前面正中斜卧着一块刻有蟠龙的丹墀石陛，左右两边各有一块高大的石碑，人们是不可以从丹墀上走的，须从两边石阶上去。大成殿中央四根雕刻精美的龙柱，成正方形排列。大殿正中是孔子牌位，两边是 “四配”、“ 十二哲”的牌位。这“四配”指的是颜回、子思、曾参和孟子，“十二哲” 除孔子的学生闵损、冉雍、端木赐等人以外，还有朱熹。至于两庑的历代贤人，东庑有董仲舒、周敦颐、王守仁等六十二人，西庑有张载、程颐等六十一人。从大成殿孔子神龛后面正门出来，便来到了学山头山麓，山麓原建有文昌阁（又称尊经阁，俗称“学山阁”）。到民国时期，山顶只有一个小桃园，左边有一个破烂不堪的两层高钟楼，右边文昌阁遗址上，只剩下一厅一屋，作为蕉城中心小学的幼稚园，后又改为学校的图书馆。

 

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珍藏的一张清末宁德县城全景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宁德庙学凸显的建筑轮廓，特别是大成殿的重檐歇山顶，异常显眼。

 

祭祀是学校之职能，孔庙于每岁春秋二仲（农历二月、八月）上丁日祭祀，各地各学普遍举行。行释菜礼，即“以芹藻之属礼先师”，由学官主办，地方长官主持。参加者除官学、书院生徒，还有地方各界人士，有一套行礼规程，地方每届修志都会完整记录，且不惮其烦，糜费笔墨。在民国时期，宁德县城仍循旧例举行祭孔活动，每年春季秋季各一次。仪式简单而庄重，省去了许多繁缛的礼节。

 

在民国时代里，学宫文庙改为政府行政机构和教育机构，依然发挥作用。一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相当完整。但令人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武斗”事件中，学宫文庙毁于大火，仅明伦堂幸免于难。

 

 

  除了一座孤零零的明伦堂，目前庙学留下来的遗物寥寥无几，在蕉城区博物馆，保存着五通清代庙学石碑，最早的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碑》、康熙二十八年（1689）闰三月十六日所立《御制四配赞》，此外还有知县吴本于嘉庆十五年（1810）所撰重修庙学碑，以及“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石碑两通；在南门新塘宫，还保存着一口清代“忠义孝弟祠”的石香炉。除此之外，这组旧时全城最高规格的建筑物，再也找不到更多的历史遗迹！

 

 

城区的蔡氏家庙，系重修庙学三年后由蔡志谅所建，这座仅晚于蔡氏重修庙学三年时间的大型建筑，其残存的照墙（包括南北侧门）、半璧池、仪门就是文庙大门、泮池、戟门的缩影，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去联想旧时庙学宏伟壮丽的景象。

 

三

 

科举制度废除已经一百多年，对于它的评价，近代人士褒贬不一，梁启超先生从救亡图存出发，痛斥八股误国害民：“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无论如何，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制度无疑是一种公开、公正及公平的方法，他对中国乃至周边国家的学习、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县学是古代培养科举考试人才的重要机构，也是最基层官办教育机构，其性质与建筑格局类似府学。自产生一千多年来，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宁德县学以其优异的办学条件，更是为地方造就了大批人才。

 

明南京工部尚书闽县林瀚《建县厅记》：“予以宁德人物为一州之最”， 御史罗泽《宁学进士题名碑记》：“邑之西北二百余里，有霍童宝丰之秀。诸山

 

虽高，皆莫可及；白金之产，乃山川孕灵，故学校造就比之他邑为盛。”明邑人会同令陈琯《宁庠庙学考》：“当时科第自淳熙五年陈宋辅起，至咸淳五年阮登炳科，历年八十有八，计科二十有九，进士四十余人，两见状元及第，科甲隆盛，可谓极矣。”可见县学对宁德文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宁德古代教育之繁荣与发达。

 

南宋初年，福州府管辖的闽县、连江、长溪、长乐、福清、古田、永泰、宁德、罗源十县县学开始附设小学，这是全省最早的一批官办小学。其中的宁德小学是在乾道七年（1171），由县令徐磐、县丞卢觉创设。

 

嘉泰四年（1204），县令郑革建立武斋，开县学武学之始。我国最早开办地方武学教育起始于北宋崇宁三年（1104）三月（周兴涛《宋代地方武学初论》）虽说宁德县相较于此晚了整整一百年，但是两宋时期并不是每个州县都有武学，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六》：“州县学武学附，三年正月己丑，诏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也就是说只有不少于三十名的州县才有条件设立。比如科举繁荣的泉州府学也仅比宁德早三年设立武学。南宋时期辖属福州的闽东三县，长溪、福安没有设立武学。

 

宁德科名盛于宋室南渡以后，宋有余复、阮登炳高登进士第一人，黄履翁进士第二人，郑南太学释褐第一人，林駉以易经魁乡荐，福首郑氏一门五进士，赵希祎兄弟三进士；武有嘉泰二年（1201）武举第一人林仲虎，武举正奏名省试第一人黄裳、黄石孙，武举特奏名第一人孙汝勉；入元则孙駪高中进士，与福宁林仲节成为元代闽东仅有的两名进士；入明代，宁德县登进士者21人，其中李廷美、李廷仪同胞进士，陈寓、陈褒、陈褎叔侄三进士，林聪、林文迪祖孙两翰林，名震一时。至清代，虽然科举开始走向衰落，仅有进士四人，却有黄树荣、刘廷珍联登进士，刘志抟高中解元。

 

宁德官办的学宫书院，与城乡大大小小的私人学馆，相辅相成，一千多年来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与供奉先师的神圣殿堂，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这些精英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理念，为国家为地方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

 

历经千年的庙学在一场野蛮而疯狂的大火中毁于一旦，仅存的明伦堂，躲过了后来差点被拆的命运，至今完好地展现在了世人眼前。现存的明伦堂面阔五间，进深五间，悬山顶穿斗式木构梁架，高约10.5米，占地面积362平方米。1992年12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原有碑刻数方，现保存于蕉城区博物馆。2013年重修明伦堂时，又发现三个碑座和两块残碑。

 

 

明伦堂正殿屋梁上，至今仍清晰保存着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修文庙时的题记。左梁题款“赐进士出身授宁德县知县加五级宋光伯，署宁德县儒学训导兼理教谕事加三级吴世嘉仝捐俸建”，右梁题款“福建福宁府宁德县贡生蔡志谅捐资鼎建”。并残存有彩绘龙纹图案，部分柱础还是明末清初遗物。

 

 

重修的明伦堂基本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外观和内部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修时的风采，但这也只是昔日恢弘的庙学之一角。2015年刘畅、曾朝等人编著的《福建古建筑地图.平和文庙》中说：“有些人担心时人筹备复原整体文庙的努力，巫鸿先生说中国人不强调废墟美；或许我们没有十分的勇气面对曾经的轻狂和忘却。”庙学的兴衰所映照出的何尝不是文化、教育乃至国运的兴衰。回望文庙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它屡遭厄运扼腕叹息，但我们更不应忘却为保护它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因此呼吁，在现在的明伦堂给陈普、周斌、林聪、郑长璋留下位置的同时，更多地应该想到史浩、张铎、蔡志谅，以及曾经安放在明伦堂天井边上、代表地方科举水平的进士题名碑、学职题名版榜、科贡题名版榜，为先贤留功绩、为后世立楷模！

 

①：南宋梁克家《三山志. 卷第九公廨类.诸县庙学》。

②：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名宦》。

③⑤⑨⑾⑿⒁⒃：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二.建置志》。

④：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三十六.秩官》。

⑥：古代以版筑法筑造土墙，五板为一堵。《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长一丈，高一丈谓之堵。”如二百八十堵为外墙面积，则外周长约可达一千多米，当时的庙学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规模，因此，“二百八十堵”应该还包括所有内墙的面积。

⑦⒀：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学校》。

⑧：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十·拾遗志》。

⑩⒂：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三·秩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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