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陈仕玲   

宁德置县虽仅有千年，但水陆交通的历史却可以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居住于江浙地区的越人南下与瓯、闽两族融合，形成瓯越与闽越。民族之间长期的融汇交流，促进了海陆交通枢纽的开辟，这种精神非崇山峻岭所能阻挡，非虎豹狼虫所能震慑，逐渐开出了一条造福千秋的沿海大通道——福温古道。

作为福温古道的重要连接部分，蕉城南路官道是白鹤岭道开辟以前，商贾仕宦北上江浙、南下福州的必经之路。南路官道主要以朱溪、飞鸾岭两段最为著名，其中飞鸾岭古道由于地势平缓，经一段水路后，与罗源县城的距离更近，故倍受客旅青睐，因而使用时间更为悠久，一直到1956年开通罗宁公路后才逐渐废弃。

飞鸾五福亭

飞鸾岭古道虽久已荒废，无人问津，但至今仍保存着众多的人文景观以及历史遗存，包括众多具有千年历史的村庄，山水名胜、寺院宫观，其中最有价值的文物，皆与茶叶有关，它们是著名的飞鸾宋代古瓷窑址，还有与福安坦洋工夫有关的古建筑“五福亭”。

飞鸾镇至今保存的宋代古瓷窑址有石桥头和牛栏岩两处。石桥头窑址位于飞鸾镇飞鸾村北50米，1958年调查发现。遗址面积1000多平方米，堆积层厚约1～1.5米。地面残存瓷片甚多，以碗为主，有黑釉、青瓷两种。采集标本有黑釉兔毫盏、青瓷碗、匣钵窑具等。牛栏岩瓷窑址位于飞鸾镇飞鸾村西南约1公里，也是1958年普查文物时发现。遗址面积900平方米，厚约1米，采集标本以青瓷碗为主（蕉城区政协文史委编《历史的见证—蕉城文物巡览》）。

两宋时期，飞鸾窑生产的黑釉兔毫盏、青瓷碗依靠着南路官道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优势，行销省内外，具有相当高的声誉。这些器物以碗盘、茶具为主，据今人《飞鸾窑茶盏概述》一文记载：“飞鸾窑，福建宁德县飞鸾镇飞鸾村。1955年发现龙窑一，始盛于宋，主烧黑瓷、青瓷。碗盘为大宗，尤以盏多，唯胎白、壁薄、体轻、足糙，与建窑相媲而有别。飞鸾茶盏，失传千年，因建盏而逊。”2001年9月，福建省考古队对福鼎太姥山国兴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古陶瓷残片，其中就有飞鸾窑烧制的茶具。

南宋飞鸾窑青釉划花水波纹瓷碗

两宋时期盛行“斗茶”，由于黑瓷能清楚地观察茶面上白沫的变化情况，所以大受欢迎。黑瓷中又以兔毫斑最受人们钟爱。这种瓷器釉面颜色绀黑如漆，温润晶莹，釉面上布满密集的筋脉状白褐色纹饰，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细，闪闪发光。用兔毫盏沏茶，兔毫花纹在茶水里交相辉映，令人爱不释手。宋徽宗赵佶曾赞誉：“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苏东坡在《送南屏谦师》诗中有：“道人绕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杨万里也有“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的诗句，由此可见当时兔毫盏在上层社会的风靡程度。

飞鸾窑虽不能与建窑比肩，但在当时福建各大名窑中也占有一席地位。2012年2月7日《海峡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标名《瓷器标本出水，证实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内容提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所在福建省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发现一批水下遗存，还出土了大批陶瓷器标本。经省考古所副所长羊泽林介绍，从出水瓷器分析，确定了需要调查的12座具体窑址，其中就包括飞鸾窑。这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飞鸾窑址生产的器具也曾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远销国外。

蔡氏重修飞鸾岭建亭记

五福亭是修建在宁罗交界处的一座石凉亭。它的青瓦屋顶久已坍塌，只剩下牢固的石砌墙壁。周围荒草凄凄，一片狼藉。在这里还是交通要道的岁月里，这座凉亭专供过往行人歇脚。五福亭里还有四块石碑，记录着这座亭子一百多年来的沧桑兴废。最早的一块为《蔡氏重修飞鸾岭建亭记》，碑文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山东招远知县阮芳潮所撰，记录了道光十年（1830）正月，二都碗窑村蔡氏家族捐族产重修飞鸾岭道，建造五福亭的感人事迹。

年代稍晚的两块石碑名曰《起步岭碑》，并排而立，这是五福亭石碑中保存最好的两块。碑文记录了光绪五年（1879），宁德、福安、寿宁三县茶商捐资重修飞鸾岭道的过程，内容详细，颇具研究价值。碑文中镌刻着许多茶叶商号名录，包括宁德林理斋“一团春”，福安“泰大来”、“福兴隆”、“祥记”，都赫然其上。董事李世镐、王正卿、胡兆江、吴步森四人均为福安赫赫有名的大茶商，王正卿（1822～1890）、胡兆江（1829～1895）和后面一块碑中提到的吴步云（1826～1891），是福安“坦洋工夫”五位创始人中的三位（据李健民著《品读福安》，云南大学出版社）。第四块嵌在泥土之中，碑文清晰可见，横额是“重建五福亭”五个篆字，正文竖排刻有“龙飞光绪十二年岁社丙戌九月二十八日丑时吉旦，福安坦洋监生王正卿、监生施长寅、监生吴步云，环溪职员吴光清同建”。光绪十二年为公元一八八六年，至今已整整一百二十七个年头了。咸丰五年（1851年），福安坦洋茶人在建宁茶客的传授下，掌握了武夷红茶（功夫茶）制法。同年坦洋“万兴隆”茶庄首先开始自制红茶，次年制造日盛，输出量日升月恒。

据有关报道显示，自光绪六年（1880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短短五十余年，坦洋工夫每年出口均上万担，其中1898年出口就达3万余担。清人葛世浚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收录有一篇《会商整顿关务疏》，为光绪十年（1884年），福州将军穆图善偕同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所上奏折。从折子内容可以看出，光绪年间，清政府曾采纳这几个官员的奏请，将宁德税关迁往水陆咽喉福宁东冲，另在福安白石司（今福安下白石镇）设验卡。也就是福宁五县船只、货物出境必须要在东冲口征税，而后在白石检验单据。这在民国《宁德县志续修稿·城市建筑志》中可以查到类似的记载：“光绪十年，城东税关移置霞浦之东冲，升为总关。城东仍设分关。” 

很明显，总关改设东冲口不是明智选择。由于福安、寿宁西北山区盛产茶叶，尤其近代以来，“北路产茶逐年增旺，非独福安一县，统计福宁所属五县，处处皆有茶商运茶”，这些地方“不由东冲经过”，且商人们畏税如虎，更不会舍近求远，不走白石一路，改经宁德县飞鸾岭出境，因此“于税课犹多疏漏”。短短几个月，官员们就感觉税收大受影响。于是东冲口委员佐领金生、宁德县知县朱宝书接受上级委托，实地勘察，认定“得离福宁府二百二十里之飞鸾地方，为北路茶商进省必由之路。” 随即由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首上书朝廷，请求将稽征所迁移飞鸾渡，这样既可方便茶商，也为官府衙门争取到更多经济利益。

清末国力衰弱，财政入不敷出，自然很快就得到朝廷批准。在飞鸾设立税关后，茶商可以直接纳税，直接查验，方便快捷。飞鸾岭官道作为当时福安、寿宁到福州的必经之路，为坦洋工夫的销售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县的茶叶销往福州，会通过海路拖运到飞鸾渡，征收茶叶税后，再雇工人肩挑背扛，翻越飞鸾岭艰难跋涉进入福州，而后经过设于马尾的“闽海关”转销国内外。这就有了宁德、福安、寿宁三县茶商重修飞鸾岭的举动。这种熙来攘往的壮观场面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都澳开埠为止。往日繁荣的飞鸾岭渐渐归于寂寞，五福亭也风光不再，渐渐被人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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