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表宅里，树风声，旌淑彰，善其劝慕之方乎？故齐里置士，乡越有君子。通德高阳，汉人之嘉号；鸣珂孝悌，唐宋之芳标。若乃陇西之渐秽里，之嘲君子，之所忄翟 也。惕兹往鉴，宁之士得无兴起乎！志访表。———摘自明嘉靖本《宁德县志·坊表》

“冠英坊”

　　牌坊在古代是用作“里坊制”的里坊大门，多用木材建造。到了元明时期“旌表建坊”成为制度，牌坊的原始、本质功能产生发展变化，演变成为独立式的纪念性建筑，用材也由木向石过渡。明代统治阶级强化宗法意识，使纪念性牌坊得到很大发展（还有一些牌坊是作为桥梁和道路标记出现的），自明中叶起，全国各地普遍兴建功德坊等各种牌坊。至清季，非但没有废止，反而更加尊崇。

　　明嘉靖《宁德县志·卷二》坊表篇载列“椿桂坊”等62坊（含少量宋元时期坊）；清乾隆《宁德县志》增至78坊（含节孝坊等）。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而今牌坊旧迹绝多零落，据笔者所知，今蕉城区存世者唯七都之“冠英石牌坊”、漳湾后湾之“青云石牌坊”、赤溪桃源之“吴氏志寿木牌坊”、八都金垂之“X氏”贞节石牌坊等，寥寥数座而已。今立于七都前林林氏祖厅门首之“冠英”石坊，作为官位政绩与科举成就之“功德坊”（合用牌坊），可谓独树一帜。建立这类牌坊，其目的既是荣耀宗祖，也是为了掖导后学，鼓励他们读书仕进。

林氏宗祠前石碑上刻有隶书“明故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林公神道碑名”

　　旌表林氏先贤林聪

　　冠英坊初建于何时？表的又是什么人呢？

　　嘉靖《宁德县志·坊表》载：“冠英坊，在七都，景泰三年（1452），为进士林聪立。”乾隆版《宁德县志》坊表篇也曰：“冠英坊，在七都，明景泰三年，为进士林聪立，后毁于倭。国朝乾隆五年，裔孙复建石坊，今存。”“冠英坊，在本家门首，景泰三年兵部尚书孙原贞①、按察使司佥事沈讷②为聪公任吏科给事中立。至乾隆元年丙辰十二月初一日寅时重建石坊。”（见民国修本《前林林氏宗谱·世基》）。由上可知，冠英坊初建于明景泰三年并无异议。而从坊名“冠英”二字解释，即是“以冠儒英”之意———林聪于明正统四年（1439）会试中式二甲第十八名（殿试第十九名）进士，世称“会魁”，可以“冠英”称之。故应是“为进士林聪立”，而非“为聪公任吏科给事中”立。关于石坊之重建时间，上引《林氏宗谱》详载有月、日乃至时辰，当为信史，足资为凭。至于地点，谓“在本家门首”者，当指立于“少保祠”之门首，即今七都街百货门市部所在位置，这儿至今当地人仍称“坊下坪”，应为明证。

　　重建后的“冠英坊”怎么变成了“合用坊”？又为何挪位了呢？

　　原来明朝时，卓浦村（即今七都所在地）仅东山———前林地非但有“冠英坊”，还有“特赠坊”（为林聪祖父、特赠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光祖立）、“传桂坊”（为林聪侄儿、举人林著立）、“都宪坊”（木牌坊，为纪念林聪任都察院都御史立）、“亚魁方”（为林聪父、亚魁林观立）、“解元坊”（为林聪侄孙、解元林文迪立）等等，遗憾的是以上诸坊皆毁于嘉靖倭乱，早不复存在。迄清雍正八年（1730），前林林氏裔孙始重建“都宪”木坊；到了乾隆元年（1736），那时，族人已无力全部重建上述各坊，故而只将有科甲的祖孙四代（即自林著至林文迪）合建一坊，仍沿用“冠英”坊名并缀以字板题词，以为涵盖全部，一坊多用。自此“冠英石坊”遂成“合用坊”。它重新矗立于“都宪”木牌坊之前，以此共同彰显前林一族之甲第连蝉与其标示“宫保”名门。

“冠英坊”见证一段历史

　　乾隆初年所建“冠英”石坊一直原地延续保留到了“文革”之前，笔者小时可谓是伴着她长大的———

　　记忆中，故乡的“冠英”石牌坊整天站着，默默无言，冬天太阳好的时候，牌坊把修长的影子投在前面的地坪上，坊下有许多老人坐在石阶上曝背。下雨天，在大雨里淋着。每天黄昏，飞来很多麻雀，落在石檐下面、构件的缝隙间，叽叽喳喳，叫成一片。放学后的我，便与伙伴们来到这儿，猫身隐匿于石坊柱一侧或是牙抱下，玩起“捉迷藏”。如今，儿时景象，依稀梦里，似乎还是在那高大的石坊下，还是在那一片天真浪漫的笑闹声里……

　　孰料，一场文化革命的风暴正悄悄降临。一九六六年七月，破“四旧”风起云涌，石牌坊也成为“封资修”的破矢之鹄。可是，造反派们对此庞然大物开头也是茫然失措。但他们终于想出了办法，革命闯将找来村里的一位老石匠，逼他爬上牌坊去，又架起了“葫芦宝”，楞是把它给放平了呀。人们眼睁睁看着怜惜，但在那个时代，谁又有法子呢？所幸用“葫芦”架拆下的牌坊倒是构件完好无损，且日后绝大部分尚未毁坏与遗失。直至上世纪的1993年8月，林氏族人决定恢复重立，奈何石坊地盘又被占用去建了百货门市部，于是，“冠英坊”只得挪位扶置于现处林氏祖厅门前了。

　　存世“冠英”石牌坊系用阳山石和青石造成，二柱单间三楼形制，高5.4米，宽5.2米，今为坐西朝东。重檐下的方柱高3.8米，围1.76米，两柱内侧面阴刻有：“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的联句，落款署“都御史郁侃③题。”大梁上用浮雕雕刻“双狮戏球”图案，生动细腻，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东面中央字板上镌刻“翰林少保”四字正书，款识“内阁门生王锡爵④敬题”；西面中央字板上镌刻“奕世解魁”四字正书，款识“参政游朴⑤书。”皆阴刻。横眉之上的正楼东西衔牌即坊额，各纵刻带有魏碑韵味的“冠英坊”三字。绦环板、正楼边牌正背面，乃至飞檐、瓦当、坐斗等均刻成“双鹿有情”、“松鹤长青”高浅浮雕等图案，形象各自生动有趣。整座石牌坊雕琢较为精细优美。

　　“冠英”石牌坊的斗拱、坐斗、绦环板等处均做成空透，这是因为石坊始胎于木坊，保留了木构建筑特点，从而减少大风作用其上的水平推力。《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建筑卷）》指出：“明中叶后，南方牌坊上复杂形式斗拱逐渐变成分块拼装，形成出跳的偷心拱板（或昂板），与正心缝方向花板相拼合的模式化做法……”，这种拼装做法在该坊也得以充分表现，它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乾隆元年重建“冠英”坊是承袭了明形制———明代牌坊多楼少柱，显得朴实。

七都林氏宗祠前的明代石马

　　石坊题词意蕴深远

　　那么，石坊的两面字板题词有什么意蕴呢？

　　笔者认为，东面字板题“翰林少保”，其中“翰林”二字，是表彰翰林院庶吉士林文迪。而“少保”二字，自然是彰显林聪（林聪生前封“太子少保”，殁后赠“少保”）了，这是“宫保”之衔。西面字板又为何题“奕世解魁”呢？其中所谓“奕世”，即是一代接一代（一般指历三世，至少父子二代）之意，其具体囊括：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科，林观以诗经乡试中式第八名亚魁⑥；正统三年戊午（1438）科，林聪以礼记中式乡试第九名亚魁（后中进士）；成化四年戊子（1468）科，林著中式举人；弘治五年壬子科（1492），林文迪中式乡试第一（后中进士），亦即解魁。统而理解，那就是炫耀前林一门，自林观至林文迪祖孙四代连续举魁（且有鳌头“解元”者），实为宁邑历史上之“乡举世家”耶！

　　关于东西面字板落款问题。东面字板款识，其署“内阁门生王锡爵”，王氏累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详见本文注释），故有“内阁”之称。但他是明嘉靖———万历间人，何谓林聪“门生”（弟子）呢？查《辞海》“门生”条内曰：“徐翰《中论·谴交》：‘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由此看来，对之前贤林聪，作为后生晚辈的王锡爵自是君子自谦了呢！西面字板款识，其署“参政游朴”，而游朴乃万历二年（1574）进士（详见本文注释），累官参政。他们二人的题词怎就迟至清乾隆初才上了“冠英”坊呢？查民国修本《 源前林林氏宗谱·世基》曰：“……县治儒学前（今“蕉城一小”地方———引者注）右亦曰解元坊。嘉靖十七年教谕蒋濂、训导闵文振、潘鹑建，与余复状元坊相对。四十余年，倭毁。万历三十三年，知县区日振重建，一面书‘奕世解魁’，一面书‘翰林少保’，为观公、聪公、著公、文迪公同立。三十五年，以飓风折毁，基存。”因而，笔者想是乾隆初年七都重建“冠英”坊时，城邑之“解元坊”的两面字板尚存世，固模而凭之；抑或是哪位有心人有其拓片存笥，被访得上石；抑或是七都前林族人传世藏有上述字板原迹……凡此种种，关于字板题词之来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已是难于弄清楚了。以上只为笔者悬推，并无确据，姑以俟博识矣。

　　“风闻下旌诏，光彩生乡闾。”冠英石牌坊为清乾隆的初元重建之物，虽只为二柱三楼单开间的小牌楼，但它毕竟有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作为蕉城区保留十分完整的一处华瞻而美意的街头装饰建筑文物，作为“科甲”与“名宦”合而为一而少有的“功德坊”遗存之一，它显然是十分宝贵的。往昔，它与毗邻的“都宪”木牌坊双璧联辉，成为七都前林家族的门望，堪称宁德的一道风景，令人羡慕！至今，由七都“历史名人林聪研究会”主持，正着手筹建“尚书故里文化公园”与“尚书故里文化广场”，计划重建落成“都宪”木牌坊后，将“冠英”石牌坊仍恢复原位，从而形成“少保祠”、“都宪坊”、“冠英坊”三位一体的本来格局。可以预言，不久的将来，它们当成为我市祠堂、牌坊传统文化遗存的一个典范，并可望辟为闽东“亲水游 ”的一处新的独特景点。

　　[注释]

　　①孙原贞（1388-1474）：明永乐十三年（1415）二甲二十二名进士。江西德兴人，名禹。授礼部主事。英宗初，累擢河南右参守政，居官清慎，有吏才，再迁浙江布政。拜兵部左侍郎，镇浙江。平闽浙乱有功，进尚书。移镇福建，寻复还浙。英宗复位，罢归。有《岁寒集》（见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第38页）。查《明史》卷172列传孙原贞有：“（景泰三年）六月进兵部尚书，镇守如故。未几，命考福建庶官，因留镇焉……”又《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第73页）景泰三年十二月辛亥条曰：“……近调守福建尚书薛希琏于山东，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于福建”（纂《宪宗实录》卷224）。可知景泰三年孙氏莅宁为林聪立“冠英坊”，正值“命考福建庶官”时也。

　　②沈讷：生卒年等不详。明正统七年（1442）三甲七十二名进士。江苏昆山人。字文敏。官至福建按察副使。精小楷（见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第75-76页）。可是，笔者查遍《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职官关，未见关于沈讷之相关记载。推景泰三年，按察使司佥事（正五品）的沈讷时与孙原贞一同前往宁德“考庶官”。

　　③郁 侃 ：生卒年不详。字希正，直隶上海县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十七年由行人选浙江道御史，降安吉州判官，升本州同知，潮州府同知，调黎平府致仕（见明何出光、陈登云等撰，喻恩恂续《兰台法鉴录·卷十三·弘治朝》）。由此，冠英坊之石柱内侧刻“都御史郁侃”误，当为“御史郁侃”。郁侃曾与林文迪奉旨同往广西清粮。

　　④王锡爵（1534-1610）：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一甲二名进士。太仓人，字元驭，号荆石。援编修。万历初，掌翰林院，与张居正相左。累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为言官所攻，乃自劾乞罢，不许，改吏部尚书。卒谥“文肃”。有《王文肃集》及《疏草》（见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第480页）。

　　⑤游朴（1526-1599）：明万历二年（1574）三甲七十一名进士。福建福宁即今霞浦县人（另据游朴研究分会考，游原籍柘荣县），字太初，号少涧。少聪慧，九岁能属文。由成都府推官，入为大理寺评事，迁至郎中。三任法曹，办案力求公正。迁湖广参政。分守承天，发巨豪李天荣不法论死，以是投劾归。性孝友，与弟诏白首同居。著《横山社草》、《浙江恤刑谳书》、《藏山集》等行世，祀乡贤（见潘草胜主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第480页）。乾隆《福宁府志·人物志·宦哲》、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游朴研究分会编《游朴研究》一书（自印本），多所记载。

　　⑥亚魁：亚，仅次于一等的；次于的意思。明清科举考试分五经取士，每科乡试及会试前五名（即于五经中各取其第一名），明称魁首或“五经魁首”；清称“经魁”，亦称“五魁”。而习惯上称乡试前十名内的次五名为“亚魁”。